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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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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息以待 ─2009 台灣紀錄片觀察

林木材

相較於前兩年紀錄片所引發的各種事件或討論,或者紀錄片風潮(院線浪潮)更盛的2004、2005、2006 年。台灣紀錄片在 2009 年彷彿沉寂了下來,無論是在創作、影片的成績上,或是受到社會大眾的注目程度上,都不如過往。

有學者認為從西方紀錄片的發展史來對照台灣紀錄片發展,似乎回歸到原本的小眾、非商業、非主流的製作與映演模式,才是正常的狀態;相對而言,這也是間接表示了過去紀錄片所造成的院線風潮,是非常態的。而事實上,過去台灣紀錄片上映院線的風潮,並不能稱之一種「浪潮」(wave),因為那不是帶有同有一種新的紀錄片創作思維所產生的美學反動。這樣的現象,反而和社會的背景條件更加有關。
 
但 2009 年作為紀錄片回歸「正軌」的一年,是否真的該給它「常態」的評斷?過去幾年紀錄片的發展又對這一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和變化,遂成為 2009 年台灣紀錄片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電影院內/外的紀錄片
 
對紀錄片來說,採取商業院線放映也許是一種擴大社會效應和討論空間的方式,但在 2009 年有足夠成本上院線的紀錄片並不多,而上院線的舉動也不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薛常慧的《藝霞年代》記錄了台灣在 1960 至 1980 年代曾經紅極一時的「藝霞歌舞劇團」,透過尋找這個曾經是庶民記憶中重要的娛樂表演,回首過去歷史,同時也加入「霞女」與新世代學生們的教學互動。這樣的安排與拍攝,和李香秀探尋歌仔戲的《消失的王國──拱樂社》(1998)與郭珍弟、簡偉斯的《Viva Tonal 跳舞時代》(2003)非常類似,前者在追探歷史時加入了自身的反省和情感(重新尋找),後者則嘗試在大歷史的夾縫中找尋屬於庶民的另一種觀點。《藝霞年代》雖然努力嘗試要同時做到這兩點,但卻總聚焦在「霞女」(團員)們、影迷們間的感情、各種生活細節的回憶,說明了歌舞團的特殊之處,但卻未能清楚梳理出藝霞和當年台灣社會文化的互動和連結,影片只是成為一種對往昔的追憶和緬懷,甚為可惜。
 
吳汰紝的《尋情歷險記》企圖探索「愛情與婚姻」間的關係,片中有許多主角經由媒婆介紹後在短暫的時間內就結婚了,他們宣稱擁有愛情與幸福。但作者卻沒有在適時地繼續追探背後的原因,反而替這些特別案例罩上了神秘的面紗,僅以幸福作為盾牌及結論,簡化也美化了所謂「幸福的追求」,讓人充滿疑惑。到底人們是怎麼思考幸福的呢?為了追求幸福,我們又願意或者不願意付出什麼呢?作者應該更勇敢的追問下去,而非只停留在追求幸福的「成功」上。
 
劉嵩的《黃羊川》則草草在院線上映一周便下檔。這部向溫世仁致敬的紀錄片,拍的是大陸貧瘠的農村「黃羊川」,影片採取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方式,沒有訪談、對談,僅以旁觀影像輔以大量音樂呈現原野的荒涼、人們的辛勤、地方的秩序。跳脫貧窮的迷思,優美且詩意,反而展現了作者的另一種觀點,是眾多紀錄片中較為突出的一部。
 
姜秀瓊、關本良以著名電影攝影師李屏賓為主角的《乘著光影旅行》,在影像經營及質感皆屬一流,也受到許多讚譽。然而,這部傳記式紀錄片雖陳述了他獨特的攝影哲學與生命態度,但李屏賓作為一個擁有特殊身分的對象,作者對於「人」的探索卻沒有太多努力的痕跡(甚至是挑戰或追問對方),對於其辛勤工作、離家犧牲親情的肯定,也回到一種傳統價值觀的論述中(即辛苦犧牲的人是偉大值得肯定的,這樣的小人物比比皆是)。某種程度上,這像是部景仰和致敬成分濃厚的影片。
 
除了上述的院線作品外,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楊智麟的《唱歌吧!》。這部原本只是紀錄南投縣東埔國小合唱團錄製唱片過程的側拍,意外成為了一部完整作品。
 
片中並不特別關注原住民孩子們複雜的生活背景,而專心聚焦於小朋友對於「歌唱」的投入以及合唱團推手馬校長的理念。雖然沒有特別的形式,內容就是天籟般的歌聲與令人佩服的夢想行動,導演卻能在這份單純的純粹中,捕捉到了動人的內在和精神。
 
最後,最值得一提的,是湯湘竹繼《海有多深》(2000)、《山有多高》(2002)後所完成「回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路有多長》。
 
《路有多長》延續回家的主旨,將鏡頭對準了一群在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被帶往中國參加國共內戰的阿美族台籍兵。這些老兵在大時代的捉弄下,有的經歷千辛萬苦才回家,有的則是一輩子都無法回到出生的土地上。這部影片以都蘭為起點,聚焦於阿美族,彷彿一段旅程般,與原住民藝術家希巨以母語一站接著一站、一位接著一位探訪這些存活下來的台籍老兵,令人動容心酸與震撼的歷史經驗不斷地從他們口中一一流露,展現了非凡的歷史意義。
 
總體來說,在題材上,台灣紀錄片展現了可貴的多元發展與開放性,但在形式上卻太雷同與相似。形式的創新,在這裡所代表的意義,並非指那種創作者的炫技或者影像視覺刺激的追求。而是指在面對議題時,紀錄片工作者是否能夠更具創意的視野,用影像語言去說一個我們也許習以為常,但卻能因其詮釋而產生新意和連結的故事。
 
紀錄片作為一種能與當代影像產生對話的媒材,應該擁有更多的可能才是。如何能用自己的方式或敘事語言來捕捉真實,甚至是超越與顛覆真實,於是成為台灣紀錄片所應努力的新方向。
 

道德.大眾.社會意義
 
另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曾也慎的《一個不存在社會的平民筆記 2:真相病毒》。

《真相病毒》推出之後,獲得公與義影展的特別獎肯定(也在 2010 年也入圍多個影展)。這部影片講述網路上出現的「張爸現象」,一位張姓父親在兒子因為意外而變成植物人後,質疑校方延遲送醫,開始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在全國最大的 BBS(電子佈告欄)各種主題討論版上張貼相關文章,期待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持續了好幾年。
 
只是,張爸所張貼的文章卻不斷被網友刪除,或視為搗亂、鬧版(刪除後張爸仍不斷地張貼)。導演從這個現象著手,拍了許多張媽媽照顧兒子的畫面,也訪問了年輕世代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題的邏輯諸如:「你重視人權,你知道張爸的事件嗎?」、「你對張爸的PO文被刪除有什麼看法?」⋯⋯等等。當然,受訪者都沒有去幫忙張爸,甚至也不太有人關心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這樣的義務必定要關心這事件。
 
最後影片的結論卻導向「為何你們不能多關心一下張爸事件?」,開始打翻一船人,說即便在網路世界也和真實社會一樣冷漠,大家應該多去關心周邊的事物。這種因為你們沒有關心張爸,就表示你們不關心社會的指責,事實上是極可怕的民粹主義式暴力(難道可以說因為你不看台灣電影,就表示你不愛台灣嗎?)。影片說穿了是一種「道德挾持」,高舉著道德的旗幟指責別人,卻完全忽略了張爸並沒有遵守每個討論版的規定,也就是民主自由的前提「尊重」。《真相病毒》的獲獎與入圍,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社會對於紀錄片的道德要求是盲目與不合情理的。無論在紀錄片或是其他層面上,這種對弱勢族群(尤其是道德)的趨之若鶩與嗜血,只是反映了愛心的氾濫和冷感,不禁令人聯想起 2008 年造成許多紛擾的紀錄片《水蜜桃阿嬤》。
 

在影展發生的事
 
在 2009 年也有幾件與紀錄片有關的重要事件。一是紀錄片工會所發起的「一個流失原創精神的電影節」連署,抗議「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僅頒給劇情長片,已經流失了原本北影所鼓勵的兼容並蓄、開放跨越的精神。此舉動獲得許多電影工作者們的支持,象徵著電影創作者應該團結起來,試著捍衛自己的權利(也間接使得 2010 年的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恢復過去做法,開放所有電影類型皆能角逐)。
 
另一個則是金馬獎首度開放數位電影參賽,但為防止湧入大量電視作品,限定數位作品至少須在台灣商業上映一周二十場。雖然門檻依舊很高,但這對紀錄片來說仍是個利多的消息。
 
第三則是由 CNEX 所製作的香港紀錄片《音樂人生》(導演張經緯)在金馬獎中大放異彩。這裡指的大放異彩並非奪得最佳紀錄片的榮耀(因為能參與的紀錄片競爭者原本就不多),而是作為一部紀錄片,此片史無前例的入圍了三個獎項,最終也奪得三個(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最佳音效)。這是對紀錄片在製作規模、技術上的一種肯定,提升了一般人對紀錄片的印象,說明了對紀錄片的投資也可能擁有相對性的回收,只是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
 
紀錄片當然可以不再只是粗的粒子和粗糙的質感,不只是簡單後製或陽春的配樂,紀錄片也可以有大規模製作的野心和企圖。在未來,會不會開始有人以千萬以上的紀錄片拍攝案去爭取國片輔導金?在跨國合製案例屢見不鮮的趨勢中,台灣紀錄片有沒有機會與國際接軌?就像有著兩千萬台幣以上預算的加拿大、中國合製的《沿江而上》(Up to the Yangtze,2007)和《歸途列車》(Last Train Home,2009)那般躍上國際舞台。
 
從這些現象所透露的訊息,還有在許多紀錄片相關組織的努力之下,台灣紀錄片在未來是否會有新的走向,確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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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10年台灣電影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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