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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人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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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線上的女性勞動史│柯妧青與《她們的故事》

趙家怡

1966年12月3日,台灣第一座,也是全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成立,這項政策由當時經合會(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擔任秘書長的李國鼎所主導。來台設廠的外資將原料、零組件運至加工區後,以相對低廉的人力成本進行組裝作業後將成品外銷出去。當時加工區景況盛極一時,舉凡洋傘、手套、手錶、相機、家具、電子產品等等各式產業種類繁多,也帶動加工區衛星工廠裙帶,促使附近區域的經濟生態改變與商業發展。現在看來,這項影響甚鉅的經貿政策,不但奠定台灣可觀的外匯存底基礎,也開啟了台灣輕工業時代的來臨。

《她們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大批為改善家庭經濟從農村走入都市,為加工區創造低廉人力成本的資深女性作業員的生命故事。


開展一場女性勞工史的生命紀錄

導演柯妧青原為《自由時報》記者,關注勞工新聞與勞工團體多有聯繫,後辭職赴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攻讀電影,並正式投入紀錄片拍攝,2003年因故休學回國,正逢高雄勞工博物館籌備,與中研院謝國雄教授開始進行一系列勞工口述歷史調查案。計畫期間,記錄了各行各業為數眾多的勞工,對同樣身為女性的女性勞工格外予以關注。2004年,柯妧青返美繼續完成學業,在指導教授推薦下,因緣際會觀看《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ie the Riveter》這部描述美國二次大戰時期女工生命故事的紀錄片,進而聯想到先前訪問過的加工區女工,正是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女性勞動人口的先驅,在「Rosie」的感召之下,決定將60年代加工區女工的生命故事拍成紀錄片。

《她們的故事》歷時兩年多的拍攝與製作,以多位加工區的資深女性作業員訪談貫穿整部影片,娓娓道來至今30餘載的女工歲月,以插畫、詩詞描繪舊時的青春故事。片中穿插了當時官方所拍攝的16釐米公關宣導影片,以及台灣勞工史上幾件極為重要的職災事件新聞。這些官方的膠卷提供了歷史影像顯影:整齊劃一的勞動環境、歡樂的康樂聯誼、形式大於實質的勞動檢查片段等等。另一方面資深女工們的口述歷史,則生動的回溯了個人經驗的生命歷程。兩方相照,彷彿為台灣「加工出口區」刻劃了一趟見證的旅程。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透早就帶著便當 趕緊去做工
為著生活做加工 做加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喲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阮就是十七八 少年的女工
為著賺錢做手工 做手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喲

每日做工 快樂做工
大粒汗 小粒汗 認真在做工
為著家庭做苦工 做苦工
打拼做工 打拼做工喲
 ──〈打拼的工人〉,陳芬蘭


在片中,陳芬蘭的〈打拼的工人〉、〈孤女的願望〉這幾首膾炙人口的閩南語歌曲,道盡了1960年代大批女性在豆蔻年華,即離家到加工區工作的心境。加工區的成立,提供了大量農務、家務以外的工作機會,讓這些待在農村恐被視為閒置人口的未婚女兒,多了分擔貧困家計甚至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家中國小或國中畢業的女兒不再升學,自願去加工區上班成為趨之若鶩的現象,最興盛的時期共有十幾萬人在加工區內上班,大批勞工騎鐵馬上下班的盛況,也一度成為當時的觀光景點。

那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

加工區的勞動條件以三、四十年後的眼光看來並不優渥,不論是手工的論件計酬或是作業員的基本工資,都十分低廉。女工們會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而自願性加班、幾乎成為常態的超時工作,或是為了能領取全勤獎金,生病了也不願意請假。柯妧青提及:「這些女工實際上就像影片中為了家庭犧牲奉獻而非常認命,成衣廠幾乎沒有冷氣,現場很吵雜什麼聲音都有,如果是釘鈕釦就一直釘鈕釦、如果是拿熨斗就一直燙,每天每個動作都是重複千萬遍,動作也要快,完成越多件才會有越多錢。這種工作我們是做不下去的,但是她們卻能做大半輩子還甘之如飴。」

生長在貧困艱辛的時代,形塑了這些女工的樂天知命。在片中,接受訪問的資深女工們,多以一種溫柔、肯定的神情回憶講述過往,對於自己能幫助家中經濟、讓弟妹繼續升學、帶給家人依靠,而感到無比的滿足與惜福。柯妧青坦承她們這樣的反應與她一開始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我本來預期她們會對資方批判。但幾乎很少人會講到這個,以前的人是不太會抱怨的,認為去做就對了,當時的人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她們會認為就是必須這麼做才能生存。但是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看、認為社會需要改革的人的眼光去看,很多東西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片中談到兩個重大的職災事件,可以為這些不合理做出一些註解:第一件是1972年台北淡水發生的「飛歌事件」,電子廠化學溶劑三氯乙烯中毒,導致多名女工暴斃死亡,同時間高雄加工出口區也有相同的案例發生。第二件是1973年9月高雄港「高中6號沉船事件」,俗稱的「旗津25淑女」。這艘行駛中洲——前鎮海域的小型私人渡船因為船身老舊又超載而翻覆,事件中罹難的25位少女,有24位是前鎮加工區的女工。這些年輕女性擔心遲到無法領取全勤獎金,而不顧超載七、八十人仍硬擠上船。這兩件職災事件雖然間接或直接的,督促了政府重視勞工權益及立法,但也都透露了不論身處在何時的現在,勞工永遠是換取這些教訓的最大犧牲者。

女工歲月的智慧,剝削的省思

柯妧青提到,當初影片巡迴放映選擇與「台灣勞工陣線」一起合辦時,讓很多人大感意外。因為很多來邀約放映的單位,多是女性、性別團體或是學校社會系或公衛所。幾乎不見勞工團體的邀約,這現象顯示了勞工的人數雖然眾多,但卻沒有足夠的組織及串連能力,也可見勞工其實一直沒有什麼聲音與力量。

很多觀眾在看完這部片後,對於女工的認命和乖巧都十分感動,部分社會學者對女工的處境深感不平,認為她們長久以來一直是被資方剝削的一方。但如前述所說,矛盾的是替女工說話的從不是女工自己,片中受訪的資深女工,展現的是另一套知天命的價值系統,很少會對剝削的議題產生意識。關於這點,柯妧青與片中採訪的陳信行教授,都因為加工區成立對於社會及女工,同時帶有正負面的影響而難以下定論。

柯妧青帶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討論:「加工區出現這麼多工廠讓女性有機會靠自己去賺錢,不再被當作是沒用的閒置人口。她賺得錢也許不多,但起碼可以貼補家用,原先她的家庭、社會地位並不好,或許我們覺得『女工』不是很好聽的名詞,但她們因為能分擔家庭經濟,在家庭的地位變得比較高。包括後來有自由戀愛可以選擇對象,社會地位也慢慢提昇,這部份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其實很大也很正面,女性的工作權及地位從中開始獲得自由與解放。當然我們仍舊無法否認加工區的成立、勞動制度的設計剝削了我們台灣人,並且讓台灣農村加速瓦解,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變化。但就是端看觀眾是由什麼角度、立場來看待這部影片。」

柯妧青身為一個紀錄片導演,帶領著觀眾解構60年代擁有歷史書寫權的官方詮釋,同時也展現了紀錄片力量的本質,經由口述歷史,使女工們還原了自我詮釋的集體記憶與生命認同,透過個別女工的書寫,將個體從時代的集體拉拔出來,展現女工歲月裡每一張獨一無二的容顏。柯妧青說:「加工出口區的成立,真的是台灣女性勞工史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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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9年,刊載於《國藝會》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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