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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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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6月16)在誠品看了李香秀2000年即已拍畢的紀錄片《消失的王國─拱樂社》,映演後有學者參加座談,分別是陳儒修、林鶴宜、齊隆壬以及邱貴芬,學者們的意見均未出乎意料之外,唯台大戲劇系主任林鶴宜對現今歌仔戲的發展做了許多報告,打破許多刻板印象。

基本上我肯定導演對於本土文化的關懷,雖然是呈現光復後至無線電視開播這個時代的一項台灣庶民娛樂,但是對於台灣現代的娛樂文化很可以抓出一些脈絡進行反思。

以下是我個人看完紀錄片後的敘述整理,並非記錄片內容的敘事順序。

陳澄三光復後在麥寮創立了拱樂社,起初以內台歌仔戲的演出為主,原本在日治時期被禁演的本土戲劇,光復後終於可以解禁開放,在國民政府還未大力推行極具爭議的國語政策之前,這對本土社會應當是極具吸引力的一項娛樂文化發展的先機。拱樂社的全台巡演果然轟動場場爆滿,於是編制不斷擴大從一團、二團擴張到八團,除了拱樂社之外還有別的戲班,而且這只是內台戲,還有許許多多外台戲團在台灣各地鄉間遊走不計其數,演員的來源需求一下子成為問題,而當時台灣社會對歌仔戲演員出身的觀念恐怕是極為負面的,這點李香秀並未深入,但至少呈現出許多演員都是小時候7、8歲就被父母或養父母賣到拱樂社來的;他們使用的是「綁」這個字(陳儒修笑說像是大哥大綁門號一樣),小孩子被帶去看戲,大人在後台跟陳澄三簽約,簽完就拿錢走人,孩子就被「綁」在拱樂社3到7年。

「綁」來許多小演員之後,陳澄三便計畫開辦戲劇學校訓練這些小演員,但是不被逐漸開始推行國語政策的國民政府承認接受,以沒有體育場不得成立學校為由否決,於是只能以補習班的名義進行訓練。然而孩子的身段表情訓練容易,唱腔卻是完全無法達到演出的要求,13歲少女身材高大一點的靠髯口化紅臉扮關公看起來沒問題,一開口唱就出包;許多觀眾反應剛開始看拱樂社的囝仔戲覺得很新奇,但是一開口就聽得是臭奶呆,於是陳澄三居然想出「錄音團」這個點子,孩子還是在台上演出,幕後卻用擴音機播放成年歌仔戲演員事先唱好的錄音!坦白說這個做法是很有問題的,正面的想法是陳澄三十分懂得觀眾心理及運用現代技術加以變通;但是這個做法長遠而言卻可能是對劇場藝術的傷害,不過後來因為拱樂社沒幾年就由盛而衰消失了,這個做法的結果好壞也就無從檢驗。

錄音團的演出沒有多久,無線電視就開播了,從台視成立開始陳澄三便感到憂心,中視開播後陳澄三就爭取到中視去演歌仔戲,然而國語推行政策也差不多開始強勢起來,電視台的歌仔戲甚至要以國語演出,那當然演不下去,等到華視開播,內台歌仔戲便完全沒落了。

在陳澄三進入電視之前,也曾先嘗試過開拍電影。

拱樂社拍的歌仔戲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被認定為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35mm台語片,揭開了台語電影盛況空前的序幕;然而劇場與電影其實是格格不入的兩種表演藝術,以電影呈現任何舞台劇,如果不重新分鏡打散鏡頭語言,只是死板板的照拍戲台的演出,那是必死無疑。

拱樂社後來拍了相當煽情而寫實的電影《流浪三兄妹》(由後來在電視爆紅的歌仔戲演員許秀年主演),就受到極大迴響及轟動,然而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繼續嘗試下去,導演訪談的結果是跟陳澄三的身體及年紀有關。至於台語片的興盛時期則是另外一個題目,自拱樂社退出影壇後即已無關。

一個有趣的觀察是:第一部台語片是歌仔戲《薛平貴與王寶釧》,第一部華語片則是京戲《定軍山》,之後才慢慢轉為寫實。昨日導演的一位外國朋友在發言時便指出這點,但她以為香港電影也是如此,其實第一部港片有點難認定,有說是1909年《偷燒鴨》,有說是1913年《莊子試妻》,也有指是1923年的《胭脂》,看來均非傳統藝術,《莊子試妻》較有可能,但不知是否為粵劇演出形式,尚待查考。

拱樂社從歌仔戲團、囝仔團、錄音團到電影、電視歌仔戲,在電視開播以及政府不合理管制之下,一一遭遇困難而經營不下去,最後陳澄三有意效法日本寶塚的歌舞表演,又成立了三蘭歌舞團。這是個相當耐人尋味的決定:培養舞者雖比歌仔戲演員要容易許多,但實際上是台灣本土大眾娛樂在內容上的一個大轉彎,是什麼樣的社會因素使得陳澄三認定一個西式的青春少女低胸露腿的歌舞能夠在台灣各地有看頭有賣點?導演並未深入追索這個問題,但卻引發了我的疑惑。

三蘭歌舞團遠赴國內外巡迴表演,沒有多久就結束了,除了成本仍然極為龐大之外,大眾娛樂除電影及廣播外幾乎都被電視打垮看來仍是最致命的因素。陳儒修補充說其實電影面對電視的出現也發生極大的危機,但是兩者的發展畢竟漸漸不同,電影走到更精緻的路線去才得以生存。而台灣的內台歌仔戲自此便即沒落,一直要到解嚴之後本土藝術重新受到重視,才又有河洛等精緻的歌仔戲團興起,而明華園則是由外台歌仔戲做起,以更新更炫的舞台效果打下基礎。

陳澄三的娛樂王國從興起到消失,這個過程其實帶給今天台灣的文化創意事業許多借鏡,尤其是台灣電影不論國台語一律低盪到不行,精緻路線的大眾文化難以集結資本朝向菁英藝術發展,於是小資本的草根庶民文化反而找到生存空間,它可能粗野低俗(因為直接訴諸感官?),其實卻具有真實的生命力,從電子花車到檳榔西施在在可以看出當年拱樂社搞歌舞團的思維。

精緻與草根這兩條路線的發展或許有朝一日能在台灣社會並存共榮,但是其源頭看起來卻是同一個,這是拱樂社的歷史給我的最大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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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6年,刊載於「
痞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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