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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以後,正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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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相是病毒,彷彿人人都不想碰觸真相,因為若要面對真相就得要處理它,而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真要處理不是個人要革命就是連社會也要一起革命),於是就假裝沒聽見或沒看見(這其實也是一種處理);但或許這個冷漠的態度本身才是病毒,不但阻礙了人們對真相的理解,有時更可能為統治者的暴力手段鋪上了紅毯(89六四正是顯例)。

導演曾也慎的這部紀錄片《一個不存在社會的平民筆記2:真相病毒》(A Note 2: The Virus of The Truth),其實就是個很好的示範──關於「如何處理真相」的示範,尤其在網路時代。
 
對常在校園BBS上遊蕩的鄉民們對2004、2005年左右發生的「張爸事件」應該不致陌生:不論是美食版、影視版、政治版還是體育版,時不時就可見張爸貼上長長一篇控訴文,控訴台大校方對張爸的兒子張振聲在台大籃球場上休克時的醫療措施有疏失,必須負起一定責任。
 
鄉民們對這種文章的各種反應都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認真回文給出各種建議,有的提醒張爸文章違反版規,有的以為是洗板、來亂的就直接開罵,有的略過當沒看見,有的建議版主刪除,甚至將張爸的帳號列為黑名單讓他無法再貼文。
 
但是導演曾也慎找到張爸,找到了張家,拍了這部紀錄片,讓「張爸事件」再也不只是網路虛擬世界上的一個惱人事件而已,由於這部片,它活生生出現在觀眾的眼前,但這並不表示導演道德高尚超人一等,其他人果然都是鄉民;相反地,我認為這部片僅是一個起點:你在乎真相嗎?你到底在乎到什麼地步?
 
但凡看過張媽媽是如何照顧已成為植物人的張振聲的觀眾,大概都無法不去思考一下張振聲案件的各項細節,這便是真相的力量,同時也是影像的力量,當這兩層意義相結合,什麼論述或道理都無需多言,剩下的問題都是觀眾(也就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了。
 
真相的一個附屬價值就是正義,真相被釐清到哪裡,正義就彰顯到哪裡,這本來無需多言,當然真相本身也可能有很複雜的層次,甚至曖昧難明,要釐清所有事實細節從來不是容易的事,但不撩下去開始做就永遠不會得到正義,這也是這部片的可貴之處。
 
從紀錄片本身而言,作為事件「主角」的張爸反而從頭到尾隱身不現,不論這是張爸或導演的主意,都是非常聰明的作法,因為這一來立即讓片子顯出特殊性,同時也是個從頭到尾掛在觀眾前面吸引觀眾看下去的問號,卻到最後才發現這個問號其實不需要答案。
 
無獨有偶,導演郭亮吟的紀錄片《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Suspended Duty)也是這樣一部企圖讓真相自己展現力量的紀錄片;表面上這兩片內容全然無涉,曾也慎所處理的事件就發生在當下,而郭亮吟則是上溯至1950年代重新挖掘歷史事實,然而時空的差距並不影響行為的本質,郭亮吟面對的是更複雜的歷史,她發掘的是那許多當初被各種強大的力量所壓抑、扭曲、掩蓋,導致被隱沒甚至無人知曉的人和事,她自1999年開始的第一部紀錄片《尋找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以及2006年的《綠的海平線》(Emerald Horizon),都已經顯示她在這段荒蕪歷史中所發掘出的成果,而她所找到的每一片歷史碎片都讓過去的台灣歷史更豐富完整,儘管距離真正的完整到底有多遠可能沒有人知道。
 
《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裡仍然健在的老人們證明了當初「台灣軍士教導團」4千多名青年的存在,而當年成立這個團的孫立人將軍原本是國民黨少數能作戰有戰功的將軍,在國民政府遷台後更可說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後來卻因政治受害長年軟禁最終悽涼埋骨於台中大坑山區的荒煙漫草之中,主事者如此經歷,可見這個團在當時有多麼政治不正確;時隔多年,孫立人早已不再是禁忌,但是關於孫立人在台灣所做的種種事蹟卻仍少人關心,這個團裡倖存的老人們便成為最後的見證;然而他們的證言並不是為了見證孫立人將軍,他們本身的存在的歷史才是影片的重心,而在郭亮吟的拍攝過程中,這團裡的本省、外省、原住民等不同省籍族群的軍士甚至親屬得以現身重憶當年種種往事及細節,雖然在恆春兮幽默詼諧的旁白配音下刻意突顯那樣一個荒謬的歷史情境(導演的處理方式讓我想起李中旺導演的921紀錄片《部落之音》),但是誰不會在看過這段歷史之後發出深深的歎息呢?
 
當然,看過之後的種種問題,也都是觀眾自己要去面對及處理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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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12年,刊載於「痞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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