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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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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所處的當下台灣 ─《寶島曼波》

鄭秉泓

紀錄片工作者究竟是在建構怎麼樣的真實?是他們記錄者自行主觀認定下的客觀真實,或者全然帶著記錄者觀點的主觀部分真實?曾經引起非常多討論,在台灣院線票房破千萬的921地震紀錄片《生命》,與描述中寮鄉清水村民在921大地震後遷鄰所遭遇種種挫折的最新紀錄片《寶島曼波》,恰好分別提供了以受災戶為核心,遍及環繞其周遭的他者,從內在心靈層面到外在物質層面的自我重建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某部分真實。

當年已經有太多人為文抨擊《生命》導演吳乙峰以記錄者身份衝動地介入拍攝,扮演起說教者角色的動機與意圖,然而我卻以為這其實成就了《生命》這部紀錄片,最精彩也最重要的價值。正因為虛構了那一封又一封寫給早已死去的友人的信,正因為反思了自己與父親之間的互動,正因為情急之下跳入鏡頭裡給被記錄者當頭棒喝,《生命》才得以顯得這般不尋常。《生命》中的每個人、每條線、每件事、每個決定,都跨越了記錄者與被記錄者、拍攝者與被拍攝者、自然與人為的分野。這樣的交流、互動,原來是在素描921大地震帶給台灣,你與我,大家的衝擊效應。是的,或許多線敘事的《生命》,就像是那部奧斯卡最佳影片《衝擊效應》(Crash)的真實本土紀錄片版本呀。

如果說《生命》宛如好萊塢首席編劇保羅‧哈吉斯(Paul Haggis)的創作品,煽情地一層覆過一層,巧妙地一片拼嵌另一片;那描述中寮鄉清水村遷鄰案費時四年半始末的《寶島曼波》,鉅細靡遺地從法令到執行到房子總算落成的種種繁瑣與挫折,則讓我們嗅到了專屬於金棕櫚導演肯‧洛區(Ken Loach)電影的良心與勇氣。 

在一貫為弱勢族群發聲的堅持與立場之外,肯‧洛區的作品最迷人之處,永遠來自他充滿左派理想色彩的浪漫主義。這樣的浪漫主義,總是從一個看似美好的未來為起點。那是一個構築在虛幻空中樓閣的光明未來,然後,被體制、秩序及現實,殘酷地摧毀掉。這樣的浪漫主義,也許磅礡,也許微小。它可能是《雨石》(Raining Stones)中那件首次聖餐禮需要的小禮服,可能是《折翼母親》(Ladybird Ladybird)的天倫夢,可能是《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的足球夢,可能是《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的美國夢,可能是《甜蜜十六歲》(Sweet Sixteen)的新居夢,當然也可以是《蘇格蘭之吻》(Ae Fond Kiss…)那段跨越國籍與宗教的戀愛夢。而這浪漫的「原點」,其實可以追溯到《鷹與男孩》(Kes)中,男孩與鷹之間,那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美妙和諧。對於這份浪漫主義的悼念,當然也體現在肯‧洛區的兩部大格局歷史電影《以祖國之名》(Land and Freedom)和《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中。年少的時候,電影裡的主人翁曾經懷抱理想,以為自己有能力改造世界。然而一旦投身其中,卻逐漸瞭解種種現實難題,逐漸發現最純粹的熱情與浪漫,其實無法讓自己從政治泥沼中全身而退……。

相較於肯‧洛區的電影,《寶島曼波》在深究所謂錯誤核心的銳利度上,竟是毫不遜色。那一場又一場的圓桌會議所顯現的政經結構的多方角力,揭露了從個體到縣政體系、營建體系、救難體系、大至整個國家民族文化性所造成的盲點。而在那最終點,那真相與結論的荒謬,其實源自你我人生中,整個人類社會裡,無可避免的侷限,以及巨大的無力感。《寶島曼波》這樣從個體事件來對應浩瀚歷史的厚度,不正是肯‧洛區的電影中向來的關注?不正是與肯‧洛區諸多作品中對浪漫主義的哀悼不謀而合? 

清水村遷鄰計畫是921大地震後唯一位於非原住民地區,並且是由村戶自行發動的遷住計畫。《寶島曼波》的起點,就是大地震後,清水村民在熱心記者陳卉怡的協助下成立「遷鄰委員會」,請政府提供一塊可供建築的國有土地……。長達四年半的記錄加上前作《在中寮相遇》的磨練(將300小時的母帶剪成340分鐘長度的紀錄片),導演黃淑梅已經被訓練出能迅速從一場接一場的冗長會議中,準確剪出五分鐘精華提要的功力。從150小時的母帶中提煉出145分鐘長度的《寶島曼波》,除了以遷村居民與官僚對抗為主軸之外,四名外來協力者(記者陳卉怡、建築師徐光華、監工劉南宗、以及記錄者黃淑梅自己)在涉入過程中的種種堅持的變與不變,更是成為一支動人的副線。

土木及建築工程中經過挖填又回填整平的動作,依照政府施工規範裡規定,道路回填區域必須每30公分壓密一次,同時以滾輪車來回滾壓使回填區域的土方密實以符合安全標準,這個動作就叫做「壓密夯實」。「夯實」這個名詞,在《寶島曼波》的後半段密集地出現。沒有夯實預算的公共工程,卻要求要能通過密度檢測。從專業的不專業的人口中說出來的這個字眼,竟是如此銳利地揭露了從法令到實際執行面,現實上無法被「夯實」的種種無奈與困窘。

儘管如此,黃淑梅依舊剪輯出每場會議上各執一詞、固執己見的背後,那依舊存在的最低限度的良善,以及尚未熄滅的希望。而對於在這部紀錄片中「似乎」成為觀眾責難標靶的公務人員林技正,黃淑梅其實只是誠實地記錄當下、那個角度、那個部份,屬於記錄者她自己的「主觀」認定。或者說,黃淑梅從《寶島曼波》的中段開始,已不只是純粹的記錄者了。她主動涉入並寄發陳情錄影帶,表達對政府公共工程態度敷衍的抗議,《寶島曼波》在記錄清水村民抗爭的同時,也記錄了以外來者身份參與抗爭的黃淑梅自己。

這樣的主觀,這樣全然投入的激動立場,讓《寶島曼波》奇異地宛如一部記錄九二一後續重建工作的通俗劇。來回各方觀點的真實辯證,精彩至極地提供了觀賞者,對問題核心更深入的邏輯性思考。《寶島曼波》雖然不是一部要賺人熱淚的劇情片,但誠如黃淑梅在訪談中所表示的,為了讓片子有動感,為了讓觀眾接受,她用「劇情片的剪接方式」去思考。所以,劇中的「主要演員」不只是受災戶,包括重建委員會、縣政府官僚、包商、和建築團隊,以及黃淑梅等要角,在這齣荒謬劇中,每個人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尋求他們所需要的,固好他們該維護的。尤其那幾名外來的協力者,宛如日劇或好萊塢電影中才會出現的熱血青年般,憑著一股信念對抗他們「以為」的不公不義,但其實卻在跌跌撞撞之後,才終於看到這整幅畫的面貌,並進而思索我們國家與政府,真正的本質所在。

身處「療癒系紀錄片」當道的本土影像市場,《寶島曼波》或許沒有《無米樂》那般寫意如詩,也沒有《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那般勵志振奮人心。《寶島曼波》的激動讓我們看得喘不過氣,讓我們認清個體的卑微與無力。然而,感謝黃淑梅在紀錄片專業與官僚缺乏體貼的傲慢,搭配著來自她自己主觀的憤慨情緒的同時,卻也記錄下那群充滿真實草根氣息的清水村民,從原先茫然、一度受挫、再逐漸堅定其社群意識的成長過程。這樣的意識,自然是以片中「戲份很重」、很樂觀直率的蕉農許清波阿伯為代表(許阿伯同時也是「遷鄰委員會」的主委)。他在影片中說過,哭著等死不如笑著等死,即使他的人生只剩沒幾吋長,他仍希望能有個屬於自己的家。很遺憾的是,《寶島曼波》終究來不及在許阿伯生前推出,它的首映是在阿伯靈前。

黃淑梅在《破週報》復刊476期的訪談中提到,許多人一輩子才蓋一棟房子,不管貴賤貧富,然而卻因為地震,卻因為長久以來保育工作的輕忽與政府官僚的無視,讓一輩子的心血就這樣毀了。所以《寶島曼波》的英文片名是Formosa Dream, Disrupted,「家」在此成了人生中所有夢想的集合名詞。不只如此,當「遷鄰委員會」成員與外來協力者聚會討論隔天要如何與官僚斡旋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正在建造另一幢經過大家認同的,更龐大而無形的房子。所以葉啟田那首〈故鄉〉唱起來的當下,畫面上看到的,是歷時四年半總算動工的新屋建造進行式,我的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這四年間「遷鄰委員會」所歷經的種種心酸、憤怒以及溫暖的過去式。

必須知道的是,「清水村遷鄰計畫」竟然還是921災後政府核定的七個遷住計畫中,進度最快,問題最少並完整完成的計畫。這樣的荒謬,永遠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上。黃淑梅能從150捲母帶中梳理出如此高潮迭起,讓人又憤怒又感動的145分鐘,真的讓人驚訝。不過更不尋常的是,在這部紀錄片的最後,黃淑梅把思考的位置留給了自己,或者應該說,她也同時留給了觀眾,留給了台灣。她是這麼說的:「不管這些經驗是美好還是錯誤百出,我想,我們都無法逃避,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身處於當下的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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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於2008年發表,收錄於
《台灣電影愛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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