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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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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年工的故事 ─《綠的海平線》

鄭秉泓

2005年適逢終戰六十年,除了National Geographic及Discovery頻道陸續播出二戰相關歷史紀錄片以外,日、德也推出許多從各個面向來反思戰爭與人性的精彩電影,就連中國都拍出一部樣板造作的《東京審判》來控訴日本軍人的在華暴行。相形之下,台灣藝術工作者對自家歷史的低調沉默,實在令人惋惜。除了黃玉珊導演以1943年「高千穗丸」遭美軍攻擊沉在基隆北方外海事件為背景,拍出《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之外,幸好我們還有這部製作嚴謹中帶著感性鄉愁的《綠的海平線》,揭開台灣歷史被封存的一頁。

「當船越開越遠,台灣島漸漸沒入海面下,將海平線染成一片綠色,此時才真正覺得家鄉已遠……」,這是《綠的海平線》這個美麗片名的由來。根據本片導演郭亮吟的說法,《綠的海平線》這部追蹤少年工的紀錄片,是她先前的短片作品《尋找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的延伸。更精確來說,這段追蹤是從一支鋁鍋開始的。戰後的廢棄日本軍用機,被標買來當成鋁鍋材料。郭亮吟在追溯製作鋁鍋的家族史的同時,從而知道遠在半世紀以前,那一段段逐漸凋零的集體記憶,從而知道遠在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高座海軍工廠」,以及關於台灣少年工的往事。

1942年6月中途島戰役之後,因為日本戰事吃緊,台灣總督府大力召募從十二歲至二十歲的小、中學畢業生,半工半讀加上薪水包吃住的條件,總計共有8419名「台灣少年工」遠赴日本。無論是台灣少年工,還是受日本徵召去加入「大東亞聖戰」的台籍日本兵,無論是被逼迫、被誘騙、受困現實無奈,還是心懷夢想,他們的存在,就如同司馬文武曾經說過的,「是一個歷史事實」。偏偏無論是戒嚴時期的國民黨,還是如今掌握「詮釋權」的主流媒體,只是一貫催眠閱聽人台灣與中國應有「共同」的史觀,而刻意忽略台灣那段殖民歷史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粗暴地切割台灣與日本的聯繫。

在《綠的海平線》裡面,除了立場、身份不同的當事人訪談(台灣少年工、勸誘他們的日本老師、訓練他們的日本軍官),精彩的平面文獻(書報、私人信件、證書等)與影像史料的交錯呈現以外,製作團隊還找了二十多位大和市中學校的學生,唸出當年台灣少年工的書信與日記(因為都以日文寫成),更錄製了一首由台灣少年工李添石譜寫的日文歌曲〈離開故鄉〉。也多虧了閩南語創作女歌手王昭華譯寫的優雅閩南語旁白,以及林強溫暖的旁白,配上匈牙利籍的配樂家Tibor SZEMZŐ所編曲錄製的配樂,讓音與畫相輔相成,讓半世紀以前的辛酸、無奈與夢想,重新交錯。

《綠的海平線》中出現的每段訪談,每份文件、每張老照片,都是一塊拼圖,緩緩拼出半世紀以前的動人希望與夢想。或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或是洗腦,或是鼓舞,八千多名台灣少年工離鄉背井,看著台灣成為海平線上的一道綠,在冰天雪地的北國接受嚴格的軍事操練,除了更好的工資,也為了實踐屬於他們自己的日本夢。只是他們卻只能待在工廠,日以繼夜趕工製作著,那一架架「即將」被美軍擊沈的軍機。被那黑白照片裡,那機身上,那股神氣與堅毅彷彿還存在著,縱然相片已褪了色,縱然夢想已被擊沈。

這段追蹤,並非隨著二戰的結束而告一段落。曾經寄予希望的日本竟然戰敗,台灣少年工從殖民國的次等公民,瞬間成為聯合國的子民。有人急著回台灣,卻經歷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動盪,而被迫重新適應一個更陌生的統治政權;有人選擇留在日本,為了學業與生計而在底層邊緣掙扎著;有人最後踏上了故土中國,歷經文革下放,直到頭髮花白才有機會重新踏上台灣的泥土。國際政治的荒謬角力與社經現實的無情壓迫,彷彿是這一齣齣通俗劇的幕後黑手。1987年,拜台灣解嚴之賜,「留日台灣高座同學會聯誼會」總會終於成立。自1990年起,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中學老師開始在課堂中講述台灣少年工的故事。然而,知道台灣少年工的台灣人,又有多少呢?

藉由一段又一段的個體歷史,《綠的海平線》折射出上個世紀的台灣多面相的歷史脈絡與情感認同。在原鄉國族情懷與殖民鄉愁中,在意識形態與政策法律的間隙裡,《綠的海平線》卻安靜地傳遞了,台灣子弟心的底層,那澄澈而真摯的深切吶喊。恰如那道唯有出了外海,才看得見的,綠色海平線一樣……。

《綠的海平線》從2006年開始,陸續在台北電影節、紀錄片雙年展、女性影展、南方影展等播映,並發行了收錄精彩幕後花絮的珍藏版DVD。除了提供中、英、日語字幕選擇,更是台灣第一部可選擇閩南語和客語旁白發音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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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於2008年發表,收錄於《台灣電影愛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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