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op

影人專訪

Back arrow BACK

拍片是我意外的旅程|許慧如與《黑晝記》

陳佳琦

 「這是我最後一次,拍攝你走路的樣子,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明白,有些事,真的是無法挽回了。從我學會拿攝影機開始,就像是不停地在準備著,你即將離去……」



紀錄片《黑晝記》一開場,是一幕從公寓鐵窗看出去的對街馬路,白天的太陽下,一個拄著拐杖佝僂著身影的老人,只能用很慢的速度一步、兩步地過街,艱難不堪的模樣讓人心生不忍,這是紀錄片導演許慧如的父親。面對當時已如殘燭的父親影像,她寫下這樣的一段獨白。

這部片講述身為女兒的導演,以攝影機伴隨罹患癌症的父親經歷所有的醫療過程,一直到生命的盡頭。但讓人意外的是,中途導演發現自己也罹患了癌症,於是她瞞著父親去開刀,請先生掌鏡替她拍下接受治療的過程。不過,後來她不願意重蹈一次與父親一樣的現代醫學治療,選擇以瑜珈和拍片作為對抗癌症的方式。

父親過世之後,許慧如將《黑晝記》剪接完成。很特別地,她選擇到全台各大醫院巡迴放映,直接與身分可能為病人、家屬或醫生的觀眾做對話。片中父女一同面對疾病與死亡的深情刻劃,讓有的人在影片開始第一分鐘便落下眼淚,感動之餘,影片轉折處因為寫入了導演自身意外的病痛,更增添了本片對疾病、醫療、死亡與生命本身的各種思索,豐富的層次內涵, 同時也激發了觀眾對這些議題的熱烈討論與反省。


踏上拍紀錄片的道路是一個意外的旅程

很多人看完影片的第一個問題,都是想問導演一聲「現在身體還好嗎?」看來氣色不錯的她,總不厭其煩地回答「還不錯,在瑜珈的幫助下,現在身體狀況好很多。」

1975年出生的許慧如,形容自己踏上拍紀錄片的道路是一個意外的旅程。她就讀政大新聞系時曾一邊在導演李道明的多面向工作室實習,一邊也在電視台實習。當時對於拍紀錄片與跑新聞的差異就有深刻的感受,紀錄片是一群人花很多時間針對一個小小的議題做深入的研究追蹤,而新聞現場總是浮面,無法深刻挖掘問題。畢業後雖然又從事了一段時間的新聞工作,但確定現實環境與自己對新聞工作的想像有所落差,她開始跟著董振良、黃明川等紀錄片導演拍片。

2001年進入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就讀,她才開始嘗試拍自己的東西。第一部片紀錄片《奶油蒼蠅》(Butter-Fly,2001), 以高雄新堀江三個從事刺青與服裝生意的年輕人為對象,拍攝他們面對家庭、婚姻與開店理想等人生問題時的選擇與掙扎處境。她形容當時什麼都不懂的自己,只是單純為被攝者那種溢出常人正軌的生命氣味所吸引,就帶著一股鹵莽的傻勁去徵求對方,得到同意後便開始拍攝。這部看似青澀的作品,不帶任何技巧的修飾,卻可以看見作者試著學習建立拍攝與被拍攝者的關係。

第二部片《雜菜記》(Hard Good Life,2003)開始從自己的生命出發,呈現作為女兒的自己與父親之間,沒有對話卻又互相依存的關係。這部片子,可以視為《黑晝記》的前作,《黑晝記》的英文片名 Hard Good Life Ⅱ即承此而來。第三部片《一天》(Inside,2005)拍攝一個孕婦等待生產到最後生下小寶寶的整整一天。《黑晝記》則是她的第四部作品。


藉影像的創作去思考自己的每一個階段

就她目前所完成的四部片子,風格上可說相當不同。同樣是旁觀他人, 《奶油蒼蠅》中努力理解不同族群,《一天》則安靜守候新生;同樣是省視自己,《雜菜記》冷靜節制中蘊藏飽滿親情,《黑晝記》則直面自我、深刻用情。唯一不變的,是她對生命的關注。

面對這些影片的差異,許慧如表示,自己不會去在意、也不會去設定作品要有怎樣的想法或結果,很多影片會變成怎樣其實也都是意外,然而她在意的是拍攝之中那些過程的轉變。「我習慣透過影像的創作去思考自己的每一個階段,對自己的生命有什麼意義,而非只著重於把一個作品完成。」她明白套用相同的攝影工作模式去挖掘不同的題材,操作幾次之後可以益加純熟技巧,不過這對她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當我開始拍自己之後,發現其中一定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好像必須把這些技巧都撥開了之後,才會看得到關於這影片的內容最核心的部份。」因此,在她看似沒有任何炫技的影像風格背後,裡頭其實隨著心境轉變而有了加與減之間的變化。

《雜菜記》中,安靜對比著生活在兩地、精神上彼此依賴的父女日常生活:獨居的父親總是煮著雜菜麵就著鍋子吃飯,外地求學的女兒總是在宿舍前的小冰箱隨便塞些食物;父親的狗,女兒的狗;父親的守衛工作,女兒的剪片工作。這些對比被裝載在節制而疏離的影像裡,極少對白、寓意不明的影像切面,像一部前衛的實驗電影。但是《黑晝記》裡,完全改變了看似冷漠的鏡頭語言:她關照自己與父親,也關照他人;她用攝影機環視手術室外的眾生相,比喻自己等待的心情;不斷出現父親為母親掃墓的畫面,代表自己也用影片守候著離世的父親的心情,這些互文關係,讓觀眾同情共感。她自陳《雜菜記》完全不考慮觀眾,當時只想要講一句心裡的吶喊,《黑晝記》則是已準備好希望跟觀眾對話,因而不那麼自我,「但這兩部影片都是我的狀態,是在不同的經歷不同階段的我所完成的影片。」

因此,拍片對許慧如而言,在理解自己的生命中不同階段的不同意義,再去擴大理解最終的「人」本身。《雜菜記》與《黑晝記》, 很像一個實體跟一個影子,講的都是父女關係、一段生命中的長路,但是到了《黑晝記》 她開始意識到,那不只是她跟自己爸爸而已,很多很多的父女其實都在重複這樣的過程跟情感關係。


如果你還能拿起攝影機的話,你就拍


但是,許慧如最特別的一點,是她在最脆弱的時刻也沒有放棄拍攝,這是一種勇敢。

當我們談論紀錄片時,常常會以導演做到怎樣的自我暴露,來討論他對工作的自覺性,或是,學會認識影像語言以冷靜批判鏡頭背後導演的觀點與意識形態。但是,《黑晝記》裡真正憾人之處在於,作為掌控局面的導演自己也生病了,這時觀者才發覺,原來除了導演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主宰者漠視著一切:也許是未知的命運,也許是撒旦,也許是上帝。原本導演該是個為觀者畫出一道安全的、隔離著父親所邁向的死亡的邊界的人,但是忽然,觀者跟著導演一起陷落、凝視死亡逼近。而這時,攝影機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它甚至保護不了掌鏡者,意外地朝著我們指出一個誰也逃離不了的命運。而這才是真正讓人感覺到悲傷的所在。

我問許慧如如何還能在這種情境下拍攝自己?難道沒有懷疑過攝影機能為自己做什麼?她說,「其實我一直沒有停止過懷疑。這可以視為自我療傷,但是其實也是自殘,很多導演都會讓自己入鏡,但是大部分的自我暴露其實是安全的,而要在自己很不安全的情況下繼續紀錄自己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我想過最壞的狀況,就是假如我死了,我曾跟我先生說過如果那時候你還能拿起攝影機的話,你就拍。經歷了這麼多,我對死亡比較沒有那麼多負面的感受了,雖然還是會恐懼,但是我很清楚那裡就是最極限,是零。所以當我將這件事情想到最極致的時候,一切就變得容易多了。」

由於清楚意識到自己身為創作者、女兒、病人等身分的不可分割,因此她能夠在自己與父親最脆弱的時候還拿著攝影機。她說:「父女之情可以單純地只存在一對父女身上,但是當成為創作者之後,這時,生命會出現一個更大的使命。」也許這是她能夠勇敢地繼續以拍片,來面對父親與自身病痛的力量來源吧。


抓住生命中的某些片刻,是一件重要的事

看見許慧如可以用自己所會的工具與能力,完成一場對父親的哀悼儀式,其實是讓人欣羨又佩服的。就像她自己說的,回頭來看會很慶幸自己有拍,即使想放棄的時候比想拍的時候多出很多,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想念父親,「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像是銘刻一個想念,而我可以刻得很深很深。」

《黑晝記》裡有一幕令人鼻酸,輪椅上的父親拍下兩人在陽光下被拉得長長的身影,這幕後來成為電影海報。問她,攝影機怎會交到父親手上?她笑說那純粹只是意外,因為她那天手上東西太多,而走到那片陽光下也只是因為父親說要掉頭而經過,不是刻意安排。 她說,「紀錄片美妙的地方就在這裡,像生命一樣,充滿機緣意外,很多東西都不是預設好的,而那一個剎那如果抓住了,就是抓住了。」

謝謝許慧如與她的作品,讓我們知道,抓住生命中的某些片刻,是一件重要的事。


--
原文刊於《國藝會》2008冬季號,頁18-19。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