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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溝通的新方法‧紀錄片,《三叉坑》給我的啟示

陳婉真

 這是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嗎?

作為一個每天以收看電視新聞,來瞭解社會周遭發生了什麼事的我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從政治問題與立場:要不要軍購?贊成或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支持或不支持。獨立或者統一?泛藍或者泛綠?到社會生活:愛的教育或體罰?髮禁或放縱?高學費或普設大學?甚至私人領域:小鄭與莉莉該不該在一起?陳水扁公子的婚宴到底奢不奢華?

每天,在迅速流動的資訊裡,我們匆匆地,在簡單的政治口號、媒體宣傳文字、二元對立的報導中,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教育態度、議題認同、事件觀感….,然後,很快地決定自己的看法後,又很快地替自己或者別人,貼上一個又一個的標籤。但我經常在想,在這些決定的背後,到底除了立場的宣示,除了刻板印象(媒體宣傳、政治口號)的理由之外,我們真正理解多少?又真正關心多少呢? 
 
陳亮丰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三叉坑》,對我而言,就是部提醒著自己,不要輕易妥協於簡單的「立場宣示」的紀錄片。

一個九二一大地震後崩毀的原住民部落,歷經六年多遷村重建的故事。
到底需要用多長的影片,才能說的清楚?
到底是用怎樣的心情,告訴同樣處於台灣社會的觀眾,這樣的經驗?

當然影片可以選擇一種簡單的敘事,用明顯的事件起伏、人與人的關係和衝突等起承轉合,讓觀眾看到一個節奏明快、易於理解、觀點明確的影片。

然而導演沒有選擇這麼做。

在影片裡,兩個因為地震而決定回到部落的青年原住民,從地震的崩毀中,一點一滴地開墾、參與、建設起自己的家鄉。隨著影片,我跟著兩位年輕人與導演,從對部落的陌生和關心開始,漸漸發現,在這樣一個遷村重建過程中,複雜的法令、變動的政策、龐大的利益、鄉公所與部落之間、老人與中生代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現在與未來之間,事情遠遠超過我所經驗與我能想像的。於是我開始焦急的想要知道,到底「應該」怎麼辦?

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在一部觀點明確的影片中,也許我可以很快的就得到答案。然而在
《三叉坑》裡,我卻像跟著兩位年輕人和導演,一起經歷了對遷村重建與對部落的老人們,從關心、熱情參與、疑惑、失望、挫折、不滿、對立,然後又大轉彎到同情、理解、尊敬…..。而我對遷村的看法也像坐雲霄飛車般,起起伏伏,時而樂觀時而悲觀、有時期待有時失望、有些感動有些憤怒。

影片結束後,我問自己?為何不能在影片中找到明確的立場去認同會使我困惑呢? 但同時,卻發覺,在這144分鐘的影片裡,我開始會在種種遷村的細節與條件中,去思索如果是我,我的選擇是什麼?我的態度是怎樣?甚至到最後,開始想自己對這件事的立場是什麼?進而發覺自己原來看「遷村重建」這件事的侷限。

有人說紀錄片可以提供一種觀點,一種角度,去看到它所拍攝的議題對象。我在《三叉坑》中看見的,卻比一種還多一些。除了遷村重建的各方立場、各種態度之外,還有被攝者和導演,在漫長時間裡,對自我的成長、反省和轉變。同時,對於看影片的我來說,影片所提供的線索,也讓我自己,從之前在新聞中所接收的原住民部落重建、遷村問題的片面、二元觀感(誰該負責?誰沒努力?),轉變至現在,能夠試著從更完整的的線索中、在更多的聆聽後,用更多理解後的腦袋,去接近這個事件和這些人。

常聽到有些人樂於仔細地去誇讚其他所謂「先進」國家的社會,可以那麼有理性、有方法地,處理社會中種種的議題,使社會走向更美好的未來。而回頭卻對於台灣的社會,以一種消極的、二元答案式的態度在面對。

我在想,也許就像
《三叉坑》影片中所呈現的,缺乏完整資訊、時間與耐心溝通、聆聽的場域,是我們這個社會經常紛紛擾擾問題衝突不斷的原因。當人們習慣用冷漠或者等待來期待事情改變,奇怪的是,同時間裡我們的電視卻充滿許多憤慨激昂,努力地攻擊或者說服別人的現場節目。

如果我們早就不期待台灣的媒體能夠在議題或者事件上,有多元的角度和深度報導的可能性,那麼也許我們仍然可以期待在紀錄片這個領域中,有像「三叉坑」這樣的影片,願意努力對事件、對細節、對過程,用異於過往的堅持,去呈現應該被聆聽、被理解與被討論的事件。並且,願意用不同於去看電影那種簡單快速的觀影(或娛樂)心情,而是以一種安靜的態度,試著去接近在自己周遭的一個事件、一群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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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2005年8月「紀錄片映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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