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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的路:《山有多高》

林木材


《山有多高》的源起,導演湯湘竹這樣問著自己:「如果每個人對原初的記憶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裡?」鄉愁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會有鄉愁?鄉愁是什麼樣的滋味?這三個問題像是連鎖反應似的纏繞在我的心中,成為我對這部影片最初的思考。

湯湘竹在2000年的作品《海有多深》,是以他的好友─蘭嶼達悟族(Tao)的青年席‧馬目諾為主角的紀錄片。影片述說這位原住民在年輕時離開部落到台灣工作,迅速染上許多惡習,在三十歲時突然中風而半身不遂,最後回到蘭嶼家鄉嘗試重新振作,在海洋民族的源頭「海洋」裡,獲得了重生的機會,雖然滄桑,但卻豁達而自在。湯湘竹做為一個都市人,看著馬目諾的際遇,接觸了達悟族獨特的生活環境、文化邏輯和思維,使他一歩步反思生命的本質,嘗試在影片中放入自己,對比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命個體。這也間接促成了《山有多高》的拍攝。

2002年時,《山有多高》終於完成了。在《海有多深》的最後,湯湘竹放進了自己即將出生兒子的超音波嬰兒圖像做為新生命的希望象徵;《山有多高》也是從這個超音波的嬰兒圖像開始的,但卻隱喻了另一個生命議題即將開始


家庭‧電影

在兒子出生之際,年邁父親突然中風,夾在喜憂之間的湯湘竹,深怕兒子見不到爺爺,於是興起了拿攝影機記錄父親的想法,同時也拍攝了兒子初到世界的許多點滴,這個單純想以攝影機留下些什麼的念頭是《山有多高》的初衷。而這三位分屬不同世代的男性是《山有多高》裡的主角群,故事圍繞在父親、自己、兒子之間,影片探尋著三代關係,以及彼此間的多重情感(親情)、認同與生活環境。有意思的是,這部以「家庭」為主題的紀錄片,在形式上也符合了「家庭電影」(home movie)的定義。

相較於劇情片(fiction film)和紀錄片(documentary)的既定形式和規範,家庭電影是更為自由的創作類型。在幾十年前,許多人拿著8厘米膠捲攝影機記錄身邊發生的事,但現在有更多的人因為科技進步,開始拿起DV記錄下自己身邊的人、事、物,特別是家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這些以「紀念」為前提的影像大多是較和諧、歡樂的,極少有衝突和爭執的畫面。

家庭電影在敘事上總是從個人角度出發,其所記錄的事件,像是父親臥病在床、兒子牙牙學語的過程,也多是對拍攝者自己才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然而, 小敘事可以拼組成大歷史,更能映折出歷史的切面。這些看似非專業的私密影像擁有神奇的魅力,正是因為「親情」使然,能夠自然地捕捉到被拍攝者各種細微的神情和動作,甚至是敞開心胸的內心對話。在各種不經意的相處細節中,暗暗透露著家人間的心理距離和內在狀態。《山有多高》正是以這樣的方式,佐以湯湘竹自己的旁白,彷彿日記篇章般,一頁頁地訴說自己身為兒子(外省第二代)同時也成為人父的心情。這樣的矛盾躊躇迫使他不得不回溯自己生命中的疑惑─「當(父親所代表的)過去已是既定事實,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未來(兒子)?」
 

源頭

生命的源頭來自何處?對湯湘竹來說,父親為他取的名字似乎已揭示了答案,也包含許多暗示和期待,扛承著沉重卻難以言說的情感。「湘」,是父親老家湖南的簡稱,而「竹」指的是新竹尖石鄉,是父親來台後的家,也是湯湘竹的出生地,「湘竹」意指在新竹出生的湖南人,湯湘竹說:「我的名字結合著父親的鄉愁。」

父親中風康復之後,為了讓父親在有生之年不留下遺憾,湯湘竹決定帶著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後,僅在1987年開放探親後返鄉過一次的父親回湖南老家一趟,一解二十年來的思鄉之情。這是湯湘竹的第一次,這年他35歲。踏上迢迢歸途,這是「回」(come back)還是「去」(go)呢?

幾十年來,父子兩代其實對於原鄉有著完全不同的想像。湖南是原鄉還是他鄉?那麼新竹尖石呢?關於原鄉的認同矛盾,是台灣外省族群共有的普遍性經驗。湯湘竹這麼描述自己的心情:「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來的湘字,卻引不起我太大感覺,我轉身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林之路,這讓我想起了最初的童年記憶…。」畫面於是溶接到尖石鄉的風景,湯湘竹心的歸屬和源頭顯然非常清楚。

之後,父親上墳祭祖、尋訪親友。兩人在湖南親戚家中,大伙聊著天,說著如果生在中國,湯湘竹和他的兄弟,應該叫「湯孝中」與「湯孝華」、「預計生四個孩子,叫做中華民國」,有人則補充「應該生七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完大家呵呵大笑的嬉鬧著。

這個意外插曲解釋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歷史鴻溝。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因敗退而撤到台灣,被捲入的人被迫離家遷徙,但心中卻始終有個不圓滿的缺憾,心理思鄉的距離彷彿等同地理的距離。《山有多高》透露著個人際遇與大歷史的相脈關係,在不幸、遺憾之外,更多的是當事者的不願與不想再提。

「會想再回去嗎?」父親搖搖頭:「根本不像老家了,老家的房子都沒有了。」當原鄉不再是記憶裡的模樣,日久他鄉會是故鄉嗎?何處才是心的歸屬?何處才是生命的源頭?


山的重量

在父親回鄉之前,湯湘竹以旁白說了許多自己直觀的心情和想法;但隨著父親回鄉,原本的心情絮語卻被大量的觀察性描述所取代。這份轉變說明了他與父親相異的認同觀因為某些因素而逐漸淡化,或降低了其重要性。一方面是自己必須攙扶父親上山下海,不可避免地走入了鏡頭,和被攝者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則像是透過這些與父親的親身力行(行動),在這座沉默的大山身上,感受到了山的重量,真切地明白了父親心中深處的苦楚與無奈。

正如湯湘竹所言,他和父親從未敞開心,一同快樂悲傷,也因此,他始終背負著來自父親的難以承受之重。對他而言,「原鄉湖南」只是一種虛幻的存在,一種倚賴情感的想像。但到最後,無論是誰,真正到了被稱為故鄉的地方,卻發現竟是如此陌生。「回家」的意義在此刻被翻轉了,心理對家的認知是會隨著時間長短、生活經驗、生理感受而有所變化的。

在經歷這一切之後,湯湘竹最後將自己的兒子取名為「詠樂」。顯然的,湯湘竹已不再重複父執輩留下的傳統慣例,甚至選擇不在名字中考慮外省的因子,只希望兒子能歌誦快樂、永遠快樂。如此一來,這象徵著他不只給了下一代一個能夠自由選擇故鄉、認同、國族……等各種價值觀的廣大空間,也說明他決定將這些因為歷史而在個人身上造成的認同矛盾糾葛,一併在他的世代中終結。換句話說,當湯湘竹徹底理解了父親的心境後,是以寬大溫柔的愛來化解這份難以承受之重(壓力與期待),並給了兒子無比的祝福。

《山有多高》是部絕對感性的作品,片名除了感念父親的親恩外,也有探索、理解的涵義。表面上觸及的議題是鄉愁、認同、三代人,但更為深層的,是湯湘竹與父親間的愛的表達。在傳統華人社會中,父親是榮譽、壓力、自尊的來源,兒子縱然期望能自我實現,但被認為不該逾越這道巨大的牆。彼此間在心中雖有著澎湃的情感,卻因為拙於情感表達、總是沉默,而漸漸造成無形的傷害,拉遠了雙方的距離。湯湘竹在《山有多高》中以自己為例子,具體地表達了這些,並帶領觀眾找到和解之道,深刻而動人!

在湯湘竹的「回家三部曲」中,「回家」之於第一部曲《海有多深》是庇祐、新生的路;之於第二部曲《山有多高》則是漫長、崎嶇的路,也是必須、必經的路,更是探索、試鍊的路;在2009年,湯湘竹完成了最後一部《路有多長》,他鎖定了和自己父親有著同樣命運,皆因戰爭而滯留他鄉,無法回家的人。他和阿美族木雕藝術家希巨‧蘇飛以台東部落為起點,尋找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被帶往中國參加國共內戰的阿美族士兵,以口述的方式再現這段歷史。「回家」因此成了真相的路。

歷史的肇因、命運的偶然、人們的失所、認同的錯亂,如何藉由「回家」,一層一層撥開迷霧,去發現家的功能,家的價值,家在何方,是這一系列紀錄片最珍貴和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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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電影‧人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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