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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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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紀錄片工作坊】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記錄(下)

Taiwan Docs
2016-10-01
  • F d 3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6/08/28(日)13:00 - 15:30

活動地點:華山拱廳(台北市八德路一段1號)

開場主持:蔡世宗(TIDF國際聯絡)

講       者:凱西・丹貝爾 Cathie DAMBEL(紀錄片剪輯師)

現場翻譯(中法同步口譯):詹文碩、范兆延

 

接續:【DOC+紀錄片工作坊】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記錄(上)

 

文稿整理/林佩璇、蔡世宗、張若涵

 

剪輯的方法-組織與敘事

剪輯工作需要有良好的安排,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我也會建議我的學生使用。我平時教的碩士班學生目前還是新手階段,我會鼓勵他們去構思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我會問他們:「你的電影第一個影像和最後一個影像會是什麼?」請學生告訴我他們心中的想法。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用的一種方式,當然他們未來可能會改變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剪輯時會使用一些小紙條來提醒自己,看到了什麼畫面、整部電影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最困難的事情是如何開始,因此如果能剪出第一個段落,就比較能看到整部影片的輪廓。

 

今天早上放映的《以朋友之名》,最後一個畫面其實呼應了第一個畫面。第一個畫面是一個裸體的小孩,鏡頭以推軌的方式跟著小孩;最後一個畫面則是一個非常瘦的老年人,慢慢地從鏡頭中消失。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畫面之間的關聯,以及故事。這個老人是從哪裡跑出來的?他是葬禮中的一個角色。他原本是在拍攝中期的素材中,但我們決定把這個影像保留到影片的最後。我覺得剪輯工作最重要的是,擺脫時間的框架,找出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從最後一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導演的飛機越來越遠,就像隻小小的昆蟲,整個村莊就像在飛機背後燃燒。而飛機的存在,就像是個很小卻能完全發揮作用的工具。這些畫面對剪輯工作來說都很重要,所以我很建議大家使用這種方式,尤其當你沒辦法設想整個電影的樣貌時,可以試著想像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

 

延續剛才提到的方法,我再和各位分享另一個紀錄片。其實我工作的領域議題非常多元,接下來這部片叫作《苦澀的勝利》(Bitter Victory),在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好幾個月之後所拍攝,記錄歐盟議員在議會中為環保議題發聲的過程。這部片探討的議題很硬,拍攝過程也相當困難,因為從事件發生到拍攝完成總共花了四年,已經失去了所有新聞價值,影片幾乎都是人物發言的紀錄,並沒有特別的故事性。透過這部片,讓各位看看找到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的方法。這個影片的開頭呈現給觀眾許多元素、重要座標,讓觀眾進入這個故事。

 

(播放《苦澀的勝利》片段)

 

昨天的工作坊中,我發現許多創作者很好奇如何讓觀眾很快地進入故事。因為各位不是媒體記者,而是電影從業人員,我們所找到的方法,就是像這部電影所做的。除了故事的層面,也要知道如何呈現空間,以及周邊的資訊。我稍微介紹一下這部電影,這是我在《以朋友之名》後的下一個計劃。有趣的是,這些紀錄片雖然有製作先後的順序,有時候也是穿插著,交錯製作。這部片和《以朋友之名》最後上映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兩部片都是關乎反抗,對抗不合理現狀的電影。對我來說,電影必須如此,如果你已經忘記你為什麼而戰、為什麼而奮鬥的話,那麼你也就不要拍電影了。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關於剪輯工作的規劃,其實剪輯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雖然我們會試著規劃它,但即便找到了出發點或是終點,它仍是一個有機的過程。有了計劃後,不要只想一成不變地遵循它,必須隨時調整自己工作的腳步,因為在剪輯過程中,總是有許多意外和驚喜,好或不好的都會強迫你必須去調整。甚至你可能會自問:「如果我這麼做會如何?」我很喜歡同時有多線的敘事結構,能夠互相輔助。首先,去看每個出現的人物角色,思考要依照導演拍攝的出場順序呈現他們,還是要重新組織、重新分配角色。在紀錄片中,這些接受採訪的人物,會慢慢地形成角色,他們必須能夠詮釋一種價值或是意義。但這和劇情片的演員不一樣,他們不會聽從導演指令,照劇本演出,所以在剪輯時也必須考量到這點。而角色在拍攝的過程中的輕重,在剪輯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所改變。

 

我借用《禮讚》來說明電影中的角色,如何出現在敘事結構當中,他們為什麼出現、他們所象徵的是什麼價值,我們在剪輯時必須要考量到這些。我們會發現,有時候有些人物所象徵的意義是一樣的,這時候就必須做出取捨,從幾個人物中挑選一個,這是非常殘酷的選擇,但必須這麼做。在人物的詮釋上必須要能取捨,不要讓多個人物重複詮釋同一種價值。對我來說,這樣的剪輯取捨並沒有背叛拍攝的工作,相反的,是要讓最後的成果更有同質性更有力。有時候我們得要編排五、六個受訪者的關係,把整個敘事串聯起來,對導演來說,要犧牲任何一個人物其實都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才需要剪輯師的協助。導演往往花了許多時間採訪、拍攝,有時候會捨不得放棄,因此剪輯師就要協助取捨的工作。我自己會畫一張圖,把所有人物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

 

這次工作坊的入選提案《祝我好孕》,是一部關於溫柔生產的影片,裡面每位女性角色,其實都是相互有關聯的。在剪輯上,我們必須呈現哪些人物是串連在一起,哪些人物比較是對立的角色。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兩個人物扮演同一個角色,這時候就必須做出取捨。所有敘事不需要的東西,都會成為敘事的障礙,就像雕塑中,要不斷去蕪存菁,如果沒有去除,就會成為主體的障礙。在整理人物角色時,我常會先整理出每一個人物出現的畫面、時間的順序,或是我會去思考這個人物在哪個畫面出現最適當,不一定得按照時序呈現。這對於許多年輕創作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常常被時序所綁架,無法從中解脫。一旦能夠從中解脫,敘事通常能夠更強而有力。這就如同我稍早提到電影的音樂性,每個人物就像是一個樂器,人物必須在同一個樂章間輪流對話,而不是依照時間順序。

 

人物必須要象徵、詮釋某個價值,同時我們也要尊重人物本身,而不是單純把他當作一種敘事工具。以《以朋友之名》為例,這部片談及蘇丹內戰,片中血淋淋的真實人物都正在承受內戰的痛苦。對創作者來說,可能會有某種罪惡感,好像在旁觀他們的痛苦,但我們所能做的並不只是讓他們發言,而是讓他們說的話被聽到,這是非常重要的。最後真正留下來的,應該是當地人說的話,而不是聯合國或是周遭的人道組織的發言。最有力量的話語,總是透過故事最核心的人物所述說。例如,對當地人來說,美國人就是希望分而治之,讓非洲分裂,讓他們更好利用。這些當地人其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們卻最能深刻感受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所以在敘事上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角色所呈現的價值,另一個是我們要維護人物本身的尊嚴。這些人物不只是一個角色,這些言語會被留下來,一直流傳下去,這對電影從業人員來說,是值得欣慰的。我們不斷在想,這部電影完成之後會留下什麼,這些努力會讓觀眾記得什麼。其實大家所記得的,往往不是話說最多的人,甚至不是旁白,觀眾所接受到的常常是弦外之音,是沒有講出來的訊息、畫面以外的影像。有時這像是個解構的過程,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一個聯合國的負責人,非常自得意滿地呈現他的工作現況,非常驕傲地述說他所做的一切。而導演駕駛的飛機也是一個角色。另外純樸村莊周圍的那些人也是角色。我們聽到的話語,會因為角色之間的關係而受到影響。被講出來的只是訊息的一部分,有很多的弦外之音,沒有被直接呈現出來,但是觀眾會自己去挖掘。我常常覺得語言是個屏障,我們要試著聽到字裡行間,或是肢體語言的其他訊息。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苦澀的勝利》的開頭有很多清楚的元素,有關政治意涵的,由黑色背景呈現的影像,還有一些遠景,歐洲議會的影像。這個片段雖然有點短,但我想讓大家知道剪輯的原理。這些影像都是同時拍攝的,但在剪輯的時候,我們把它們刻意分開。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議員走出會議室和自己的兒子說話,這個議員就像是唐吉訶德在對抗飛車一樣,像愚公移山一樣,對抗超過他能力範圍的東西。最後這個畫面,觀眾可以看到,他看起來好像比開頭時還要老,但這其實是同時拍攝的。我們在剪輯的時候可以跳脫時間順序,但也不完全是任意發揮,還是要尊重素材拍攝的時間,然後再以跳脫時序來營造出戲劇張力。

 

剪輯時各位會遇到選角的過程,但其實我不是很喜歡「casting」這個字眼。剪輯工作是需要非常仔細的工作,我們會對某個角色有期待,當然我們不會寫一個劇本讓他演出,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所以剪輯師必須尊重角色,不能讓角色扮演不適合的內容。

 

剪輯的方法-回聲

一般來說,我們常依循一個想法,一步步地建構敘事,讓每個段落都緊密地相互扣連,然而,有時我會偏好拋出一個強烈的意念,來激盪起回聲,也就是在影片的後來產生出反射的力量。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種回聲的效果。

 

外面第一圈是所謂的動作,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意念,要在比較遠的地方才能看到迴響。第二張圖就是它產生的迴響,也是所謂的「漣漪剪輯」,在影片的最後產生漣漪效應。在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跟得很緊,很機械化,想呈現非常多的東西,用很理性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影片,但是大家在工作時,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讓這種很強烈的意念,在影片比較遠的地方產生迴響、產生漣漪。

 

觀眾問答

我想問關於取捨的問題,我想知道在剪輯的時候,有哪些方法或原則可以幫助判斷?前面有提到同質性,那麼在尋找同質性的時候,會有哪些判斷的標準嗎?

凱西:在第一次剪輯的時候,我會先找尋每個人物有趣的地方,找尋他們在各段影像中有沒有共通點,這是一個方法。但有時當一部紀錄片沒有特定的劇本,就需要從影像素材中找出一個重要的時刻,例如幾個人物聚在一起的時刻,從重要的時刻中挑選出重要、有意義的,去除多餘的。在挑選過程中,有時候會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原本以為沒有意義的,事後產生了漣漪,產生了不同意涵。舉例來說,在雨貝出發到非洲拍攝之前,我們很難想像這趟旅程,然而,在邁向未知的拍攝之後,很多事情慢慢的出現合理性。雖然如此,在剪輯的過程中,我們還是會調整事件的順序,不會完全遵照拍攝的順序。

 

《以朋友之名》為例,我們在梳理敘事時,將所有掠奪、取得新資源的禿鷹聚集在一部分,將受害者聚集在敘事的另一部分。回到你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一段影像,可以試看它對於敘事、說故事的潛力,以及呈現意義的潛力。一旦發現它的潛力之後,我會為該段影像命名,如此一來,我們對於每段影像的象徵意義,以及如何組織它們會比較有概念。當然一開始得看很長的影像素材,這是個過程,所以要慢慢地抽絲剝繭,把影像精簡到它該呈現的意義,剩下的就是多餘的。我們要思考每段影像對敘事有什麼功能、對角色的呈現有什麼功能,留下有用的影像。

 

有時候遇到瓶頸,我會先跳過,不會一直專注在同一段影像,先去處理別的部分,沈澱之後再回來處理。這個過程,再次呼應雕塑的概念,或者可以說有點像淘金,不斷篩撿出有用的、有意義的、有敘事性的影像,篩選後會出現鑽石、金塊。我也曾經遇過四百個小時的原始素材,最後剪成一至兩小時的紀錄片。這並沒有所謂線性的工作程序,而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

 

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剛才提到的,善用漣漪、伏筆、回音的敘事方式,並不是很呆板的線性敘事,而是先於故事前段提及,後段再度出現。《Fondamenta》的故事發生在義大利的一個小島上,這座島上另有一座島中島,島中島的上面有一個婦女的監獄。導演花了一年的時間,採訪這些服刑的女性,讓觀眾理解這些被隱藏的女性,試著想改善人們對她們的觀感。在這部片中,我們看到這些人多半並非本國人,人們對他們感到陌生,是社會中的邊緣人,有些女性受刑人甚至帶著小孩一起服刑。影片當中慢慢出現不同的人物,也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非線性敘事方式,不同人物在不同時間點出現、淡出,接著在敘事後段再度出現。這部片的敘事包含了外在的故事,以及女性內心的心路歷程,都是透過剪輯呈現出來的效果,可以說是透過剪輯來書寫的過程。這也有點像是平常的寫作中,標點符號的效果,但是使用影像去呈現婦女和小孩的境遇。並非全部使用開門見山、線性的敘事方式,而是讓情緒不斷產生回音、漣漪來營造整個氛圍,這就是非文字的溝通方式。

 

另外一個剪輯的手法是,當我們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我們可以運用他的話語,讓他的「過去」,出現在他的「現在」。接下來我會用兩個不同的剪輯方式來呈現同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我個人進行中的電影計畫,關於一位阿根廷猶太女性雕刻家的故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我在巴黎遇到這位藝術家,決定要拍攝她的紀錄片。一般來說,我不會自己憑空決定要做什麼計劃,而是當我遇到了一件事,我發現我必須把那件事分享出去,不能只是留在個人的記憶中時,計畫便開始了。我非常在意這部電影,光是同一段故事我就剪了好幾個不同版本。

 

這位藝術家過去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從南美洲逃到歐洲,刻意想忘卻過去。我採訪她的時候,她拒絕回憶、講述很多事情,那麼該如何藉由剪輯手法,讓過去重新呈現,這會是個很有趣的嘗試。

 

(播放《The Seventh Life》片段1&2)

 

這是初剪,還在嘗試的第一個版本,試著呈現這位雕塑家的一生。但是後來我放棄了這個版本,剪了另一個版本。當受訪者接受我們的拍攝,願意說出他的故事時,我們也建立了關係,因此我們不能按照拍攝的順序,應該要透過剪輯,建立現在的關係,讓被攝者令人不舒服的過去,不經意地在現在的敘事中顯露出來。接下來是第二個版本,各位可以發現這兩段是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剪輯方式。那麼各位覺得哪個版本比較適當,比較能打破沉默,讓遭受隱瞞的過去重新被召喚出來呢?

 

觀眾回饋

謝謝你給我們看兩個剪輯的版本。第一個版本讓我感覺你給了很多線索,讓我不斷去思考,我試著去拼湊出一個故事,可是比較累。我喜歡你第二個版本的開場,用一個事件和對話凸顯主角的個性,讓人知道她是個經歷過很多事情的人。不過後段的部分我比較喜歡第一個版本,因為你不斷丟一些事情讓我去思考、拼湊。對我來說,第二個版本的後段有點冗長,是一整首歌,我會不斷地想,然後呢?會一直希望能多給我一些線索。

凱西:謝謝你的分享,這對我很有幫助。這部片我自己也是導演,我和被攝者成為朋友,很難保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其實我真的需要找一位剪輯師,來提供更客觀的觀點。這些故事的線索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需要醞釀和鋪陳,是不經意而不是我們刻意去追尋的。至於音樂,那是影片中年輕的阿根廷青年在校園中演奏的音樂。阿根廷過去其實發生過很多血腥的校園事件,有三萬多人就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紀錄片剪輯─結構

(播放《以朋友之名》最初的開場版本)

在這個最初的剪輯版本中,主要概念是飛機穿越海洋到達非洲,從空中可以看到非洲的景色,也看到一些歷史痕跡,譬如在突尼西亞看到當時電影星際大戰拍攝所留下來的場景,我們很喜歡這些影像,所以就依附這些影像開始剪輯。但當我們將敘事場景拉到蘇丹時,發現開頭的場景和蘇丹沒什麼關連,於是最後放棄了這個版本。我們一開始放進太多元素,即使影像中有很美的風景,但我們還是要作出取捨,就像是在雕塑一樣。其實我們當時很掙扎,花了些時間才做出這樣的決定。想放進的東西太多、擔心呈現內容不夠豐富、不夠多元,我覺得都很正常,這些都是人性,但有時候真的需要適時地刪減,找出最純粹的部分。

 

這幾天的工作坊中,我聽見了一些台灣創作者的想法或憂慮,比如如何拍出大眾喜愛的電影,或是如何讓影片在其他地方獲得接納、被看見等等。但我覺得重要的還是從腳下、從我們身處的環境、從自我的認識開始,別急著否定自己、否定你們傑出的文化,特別是文化這部分,這些才是我們最不該輕視的事情。別一昧模仿市場上主流的電影形式,反而應該試著藉由電影本身,找到與世界溝通的方式。台灣的電影大師像是侯孝賢,其實已指引出方向。有時,世界的中心其實存在於邊緣。

 

(完)

 

本講堂內容亦刊登於「紀工報」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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