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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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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紀錄片工作坊】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記錄(上)

Taiwan Docs
2016-10-01
  • F d 3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6/08/28(日)13:00 - 15:30

活動地點:華山拱廳(台北市八德路一段1號)

開場主持:蔡世宗(TIDF 國際聯絡)

講       者:凱西・丹貝爾 Cathie DAMBEL(紀錄片剪輯師)

現場翻譯(中法同步口譯):詹文碩、范兆延

 

文稿整理/林佩璇、蔡世宗、張若涵

蔡世宗:今天講座的主題是關於電影影像的剪輯、書寫。我們邀請了法籍講師凱西・丹貝爾(以下簡稱凱西)跟我們分享,她如何跟導演合作、如何為電影敘事建立觀點、如何處理素材、如何尋找影像的節奏。

 

凱西:很榮幸來到這邊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也和大家分享我的理念。尤其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想要成為影像創作者,我希望可以和大家互相交流,或給予一些建議。

 

首先,我想說明一下我選擇的主題,也就是紀錄片的剪輯作為書寫,或是重新書寫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剪輯確實是種書寫或是重新書寫,甚至是種建構整部電影的時刻。導演通常有種慾望,帶著想要表達的理念去拍攝許多影像素材,但是之後剪輯的人必須把背後的意義挖掘出來,觀眾才有可能接收到。以我工作的經驗來說,常遇到一開始沒有劇本的影片,像《以朋友之名》的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想要開著飛機去非洲拍攝,影片開始於這種非常簡單的想法。而這背後主要就是導演的慾望,透過他想做的一件事情,讓我們可以進入一個全新未知的世界。我們一開始也沒有劇本,沒有任何的線索,透過剪輯這種書寫的過程,才能找到整個主軸,讓所有的素材有意義。

 

對我來說,電影是種探索世界的工具,是一種讓我們能更懂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更適合生活的工具。有一句話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法國導演高達說:「電影就是那道光芒,會從背後向黑暗捅一刀。」這句話對我非常受用,影響我一生的工作。當我們面對這世上不斷發生的悲劇,像是蘇丹的內戰,或是一些從來沒有被人類呈現過的故事,面對這些黑暗,電影是一個很棒的工具。而電影從業人員就是要有這樣的抱負,面對黑暗,戳破黑暗,讓真理呈現在大眾的面前。

 

一開始我也玩平面攝影、寫作,但是後來我選擇了電影。不過除了電影,我同時也重視所有的藝術型態,其中,我特別重視雕塑以及音樂。對我來說,做電影剪輯時,我也追求類似雕塑或是音樂的理想。剪輯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當然我已經學到了一些規則或是經驗,但是我總覺得可以不斷超越先前所學。在不斷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會有新的靈感和直覺,也會遇到許多未知的意外。各位現在聽起來,或許會覺得我把剪輯說得很神秘,不過待會我會慢慢地用實例和大家分享。

 

剪輯與雕塑

對我來說,剪輯是很接近雕塑的。雕塑非常注重素材,在電影剪輯中,我也非常注重導演所給我的原始影像素材。有點像雕刻家一樣,要慢慢地把不需要的石塊去除,剪輯的人也需要不斷把不必要的視覺素材刪去,留下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剪輯的工作就像這樣,透過不斷的去蕪存菁,來淘汰這些樣片,最後找出一個型態,讓觀眾有所共鳴,這就是剪輯時可以達到的一種境界。如同雕塑般,經由不斷琢磨的過程,我們就可以慢慢地看出音樂的層次,彷彿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這種影像,也就代表電影即將要誕生了。

 

剪輯作為人類心智的表現

剪輯工作也是種人類心智的表現,人類的心智常常會希望透過聯想,讓不連續的東西產生連續感,這就是人類心智的力量。在現象中聯想出一種連貫、合理的東西,然後從中找出意義,這是人類心智的一種表現,也能說明人類心智運作的方式。大家都聽過庫雷雪夫(Lev Kuleshov),一個蘇聯時代的導演,他在十九世紀就開始嘗試所謂的實驗電影,當時的人認為,電影可能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相信大家可能也都聽過庫雷雪夫效應,有人能說明一下嗎?

 

(觀眾回答:他做了一個實驗,例如我們看到一個男人的臉,下一個鏡頭銜接的可能是一副棺材,一盤可口的食物,或是一個嬰兒在哭,這三種接法會對觀眾產生非常截然不同的效果。一個鏡頭和另一個鏡頭的連接,會給予觀眾很不一樣的印象。)

 

如果有一張沒有任何表情的演員照片,在剪輯的時候,把這張演員的照片,和不同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就會使觀眾在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產生各種不同情緒的想像或是連結,甚至有觀眾會將這三張照片串成一個故事,比如說,這個人非常悲傷,想起過往快樂的日子,順序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故事。所以在這樣的實驗中,可以發現人類的心智,常常會將不同的元素作連結,也就是庫雷雪夫效應。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則是把影像剪輯聯想至中文或日文,因為他認為,中文會把不同的視覺符號並置,然後就創出新的意義。對愛森斯坦來說,電影的剪輯也是類似的過程。 

 

剪輯的方法-素材

還有其他指引我的句子,像是法國導演考克多(Jean Cocteau)說過,一個導演如果不剪輯自己的影片,那他的作品將如同被翻譯成外文的文學作品。他的意思是,如果導演完全不參與剪輯的話,那麼最後出來的成果,可能和導演原本預想的有相當大的差異。就像文學作品被翻成外文時,常常會是另一番面貌。如此一來,剪輯確實是一種重新書寫,同樣的素材其實有一百多種甚至更多的剪輯方式,尤其現在還流行各種不同長度的版本,我其實不以為然,不過我還是可以因應需求做出調整,但一切都以能展現素材最大潛力為原則。稍後我會以實例加以說明。

 

另外,如果有導演說:「剪輯之後,一切都會船到橋頭自然直。」我覺得這是導演不太負責任的一種心態,好像不用動腦隨便拍攝,最後只要將素材丟給剪輯師,他們就會像魔術師一樣,變出一部好的作品,這是不對的。思考影像創作是導演的必要工作,導演必須先有自己的想法,思考自己為何要拍這部電影,想要傳達什麼,為何要拍這個的畫面、為何要這樣構圖、從這個角度拍攝等等。導演必須要負起責任,而不是全部丟給剪輯師。事實上,導演選擇誰來協助剪輯影片絕對不是一個偶然,這意味著導演信任你,也是剪輯師的責任所在,因為你被選為影像的詮釋者,責任很重,但也令人感到興奮。

 

《以朋友之名》劇照。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和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的作品/圖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我的心態通常會以導演給我的影像素材,作為最重要的主軸、材料,我也必須去考量導演拍攝的條件和背景。就好比雕刻家,他先選了一塊石頭,上面有他的石材特質,而不是直接決定要加什麼元素。我是從素材出發,就像雕刻家從石材出發一樣。導演拍了所有影像,可能夾雜太多的回憶與情感在裡面,也有許多挑戰。導演和影像的關係一定是非常親近的,不像剪輯師和影像有一定的距離感。我知道台灣的影像創作者,很多人都同時扮演導演與剪輯師兩個角色,自己剪輯自己的作品,但無論如何,找到一個適當的距離來觀看素材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素材,素材就是被留在膠片或數位媒材上的元素,我們必須要尊重它們,即便有時候看到導演給的素材,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覺得亂七八糟,我們還是要抱著尊重的心情面對素材,試著了解導演的心路歷程,為何會拍出這樣的東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意圖驅使導演選擇將這些影像留在膠卷上或載體上?」因而,我不會先看腳本,我希望導演直接告訴我,他認為他的故事是什麼。在進入技術層面之前,我會希望透過人與人的溝通,導演直接告訴我他想要講的故事、他的夢想。因為一旦到技術層面的剪輯時,會考量比較多技術性的問題,而無法純然地考慮敘事。對我來說,和導演面對面的溝通是不可或缺的,之後進行技術層面時,則必須有另一個層面的思考。我經歷過膠卷時代,一切的剪輯都是在剪輯台上完成,面對膠卷素材時,「剪輯」的動作會如實發生,因此總會懷有些許擔心、猶豫,需要更加謹慎地面對,同時也大膽地決定該於何時動刀。儘管在數位時代,隨時可以重來,但我們也必須重新找回屬於機械時代時那種一剪定勝負、決定性的感覺,決定剪在這一秒鐘、這個時刻,而不是前一秒或下一秒。

 

一般而言,開始一個新案子時,我不會直接開始剪輯,我會請導演先告訴我他的故事,我甚至會注意他講故事的方式,例如用的是過去式或是現在式的句子。我也會特別注意導演原本想表達,但遺憾影像沒有表達出來的部分,我會特別留意這種遺憾,想要協助導演透過剪輯把它找回來,因此可以說我是和導演一起尋找這部電影。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挑戰性,但也很令人興奮的過程。導演們常常冒了許多風險,承擔許多未知和不確定性,甚至付不太出自己的房租等等;我也一樣需要面對許多日常生活的問題,但這不表示我可以對這個工作掉以輕心,僅僅為了完成而完成,而是如同接生般,需要等待,然後小心翼翼地把電影迎接到這個世界上。剪輯師和導演必須以完成最好的作品為前提,一起工作。

 

回到素材,不管是膠片或是數位素材,以《以朋友之名》為例,這部片用了好幾種機器拍攝,因此結合了許多不同的素材,我非常贊同馮艷導演的說法,重要的是影像給出的「感覺」,而並非一定要執著於高規格的攝影機、好的影像畫質。保有影像本身的運動感是非常重要的,要在不同的素材間,透過剪輯找出彼此的同質性,一旦這樣的作法成功了,就能讓大家不知不覺,忽略這部影片素材的異質性。在發現素材的過程中,剪輯師和導演一起看、一起發現、一起描繪素材是非常重要的。我現在有許多學生,常常急著要剪輯,急著進入技術層面,而沒有先去接觸、感受素材,我覺得這樣非常可惜,因此我都會要他們慢下來,先去感受素材本身,用各個角度接觸它,了解它。

 

剪輯的方法-時序

經過上個階段後,有兩種方式進行剪輯。第一種是按照拍攝的時序剪輯。不過我比較偏好另一種方式。我會問導演:「你心中印象最深刻的影像是什麼?」透過導演的回憶和印象的深淺,作為剪輯的順序。當然我們也會看其他素材,但往往都會先挑選出導演最在意的部分,這也能對進行的方向有所幫助。

接下來要播放的是《禮讚》(Celebration)的片段,是我第一個接受委託剪輯的作品,從這個片段可以看到,其實早期和現在的作品並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可以看到聖羅蘭高級訂製服裝的地方,這是一個非常神祕的地方,一般的人沒辦法輕易進入的世界。

 

這部紀錄片有個很驚奇的故事,導演是聖羅蘭公關的朋友,他跟著工作室,在高級服飾的時尚環境跟拍了大約一年,這是一個孤立、隔絕於世的地方。我們想像這是一個圓圈,藉由影像中這些員工,在一幕幕的場景中移動,逐漸貼近這圓圈、也就是時尚創作的核心:聖羅蘭本人。但後來聖羅蘭的伴侶貝爾傑(Pierre Bergé)不再允許拍攝,因此導演後來無法繼續記錄。剛才那一幕,攝影機擺在現場,但保持一段距離。這是一種日常的紀錄,聖羅蘭看起來是個非常孤獨的人,工作室看似沒有發生什麼事,但還是有件事情在發生──死亡正在這個環境中發生。剛才我給各位看的片段,是用黑白影像呈現,其實導演也不知道為何自己拿了黑白膠捲拍攝,拍攝素材呼應了這部片,雖然不是刻意的。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這個黑白片段呼應了死亡的概念,我們彷彿處在靜止的時間中,聖羅蘭好像是古老檔案中仍活著的一個人。透過這種黑白片段的呈現,就像是呈現了過去的資料畫面。也就是說,我們利用偶然發生的事情,賦予這個片段意義。在這部紀錄片中,很多片段都是用黑白來呈現,好像聖羅蘭從過去回到了現在。而以彩色呈現出「現在」,黑白片的穿插其中,黑白片彷彿威脅到「現在」的存在。我們拿到黑白片的素材,也許可以把它轉成彩色,讓整部片都以彩色片來進行,但我那時認為不行,即便導演不清楚為什麼使用黑白膠捲拍攝,我還是想找出潛藏底下的意圖,最終,我們決定利用黑白膠捲材質本身的特性來建構敘事。  

 

聖羅蘭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一個傳奇。所以我們用黑白膠卷,賦予影像既是生,也彷彿是死的雙重氣味。除了聖羅蘭本身,我們也介紹他周邊的人物,比如當時的縫紉師,兩位年紀頗大的女士,她們回到當初工作的地方,以參觀古蹟般的方式去述說故事。我們不只保留了黑白的膠卷,甚至運用它來說故事,這就是我所說的,尊重素材、運用素材。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層次,對於像聖羅蘭這樣的服裝設計師來說,服裝展是最直接、表面的故事,或許最簡單的作法是去呈現服裝展。但我們覺得這並不適合,因為聖羅蘭還活著的時候,已經是個活的傳奇,所以這部紀錄片要談的其實是,一個傳奇從生到死的故事。這時呈現他的創作、他的最後一個時裝展,其實和從生到死的過程不太符合,所以我們沒有停留在最表面的故事,而是去挖掘更深層的故事。

 

找尋故事的過程,最中心的是聖羅蘭,但我們還不知道故事會如何發展,所以是個同心圓的概念。我們要思考如何從最遠最大的同心圓,慢慢地滲透到核心。先從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開始,接著是他的親朋好友,最後才是聖羅蘭本人。我常常藉由這種手繪的圖像來協助工作,在剪輯之前我會先畫圖。我和同一位導演合作過另一部電影,我們就畫了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圖片。不同的電影,視覺上的表現就完全不同。找出漩渦的每一個點上面要放什麼,就是剪輯工作的第一步,先把電影的節奏或敘事的架構找出來,最後再藉由影像剪輯呈現。

 

(播放《禮讚》結尾片段)

 

最後這個段落讓觀眾感覺故事的尾聲已近,一切都在最後的打包,門慢慢的關起來,車子把新的一季的服裝,載去服裝展現場,也有點送葬車的氛圍。剛才提到這是一個從生到死的故事,聖羅蘭從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變成一個傳奇的過程。我習慣會把我和導演的對話、對素材的分類描述,在我的記事本上分類。我也會記錄看素材時第一次的感動、第一次湧現的情緒,當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剛才那輛車子,就感覺它像是靈車,非常灰暗的一個時刻,所以我很直覺地就聯想到它與死亡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剪輯時,選擇以它作為結尾。

另外音樂也非常重要,剛才的音樂和這部電影要呈現的故事,其實是非常相符合的,因爲它來自影片故事本身。或許各位不知道,聖羅蘭所有的服裝展音樂都是他的伴侶所挑選,這部電影裡的音樂也是由他來選擇。所以影片的音樂也屬於影片生命的一部分,從故事中自然的長出,而不是所謂的配樂。我們必須要讓音樂成為完全自然融入的元素,因為我們絕不希望音樂掩蓋或是減弱了影像的強度。

 

觀眾問答

我對你剪輯的創作生活很感興趣,我想了解你在剪輯工作期間,每天大約花多少小時?例如《以朋友之名》花了你多久的時間剪輯?你的生活除了剪輯以外還做什麼?或是你在剪輯的時候,面對這些素材,可能會有很多情緒,你怎麼處理?在剪輯期間常會很焦慮,你怎麼去平衡焦慮與工作本身?

凱西:剪輯是非常花時間的,常常一個星期工作超過40個小時,和不同導演合作會不太一樣。有的導演是非常暴君式的,和他們合作的時候,一天必須工作至少十小時。對導演來說剪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間休息、吃東西、恢復元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時間也可以和導演一起討論。不過我非常強調的是,我在同一天內,會在一個階段告一段落後去睡覺,利用夜晚重新充電,再繼續下個階段的工作。確實在剪輯的時候常過著另外一種生活,和平常的生活節奏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會如何,有著各種的壓力,例如來自導演的焦慮、整個製作成本的壓力、還有自我的要求。不過對我來說,在剪輯過程中,還是要保有平衡的生活,這或許是長年累積下來的智慧。我試著保持一種穩定的節奏,即便是某些非常焦慮的導演,我也試著要把這種鎮定的感覺傳達給他。

 

我們似乎常常讓音樂影響到影片本身,而不是如你剛剛所說,從影片中自然地長出音樂。你會建議從何了解音樂這塊?如何做得好?

凱西:我認為沒有一定要配音樂,剪輯完成的時候,影片就會有自己的音樂性。音樂其實蘊含在影片本身,它可以唱出自己的音樂。我自己也製作過有音樂和沒有音樂的作品,當然有些人會認為我應該要考慮到音樂的問題。但根據我的經驗,在影片中使用拍攝場景的音樂,是我認為比較可行的方式。我的合作導演Olivier請了一位作曲家來為這部電影作配樂,我不知道他為何要這麼做。我認為他加了很多多餘的音樂,我個人認為其實有些片段本身就有很好的音樂性,但他還是堅持加上音樂,其實我覺得不太恰當。我覺得應該要找出電影的音樂性,而不是運用外來的音樂。我常常聽某些導演說,我們要加點音樂來串連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是完全行不通的作法,劇情片也許可行,但紀錄片可能沒辦法。

 

(待續)

 

本講堂內容亦刊登於「紀工報」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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