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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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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台灣紀錄片觀察─等待破蛹的年代

林木材

在台灣紀錄片發展的進程裡,如果說90年代最大的轉變,是令人們認清了紀錄片與政治宣傳片的差異,扭轉了紀錄片就等同於衝撞威權的工具,並且漸漸接受紀錄片可以作為一種關懷社會或表達自我的方式;那麼邁入2000年之後,紀錄片最大的挑戰和嘗試,就是以新的姿態接觸大眾。

2003年、2004年,從吳汰紝的《再會吧1999》和李家驊的《25歲,國小二年級》開始,這兩部將攝影機對準自己,並大量暴露私密情感的紀錄片的在各大影展獲獎連連,象徵著將紀錄片創作視為自我生命出口的創作思維已備受肯定;此後,接連著2004、2005、2006年計有吳乙峰的《生命》、林育賢的《翻滾吧!男孩》、莊益增與顏蘭權的《無米樂》、胡台麗的《石頭夢》、《南方澳海洋記事》、《醫生》、《奇蹟的夏天》…等數部紀錄片陸續登陸院線,引爆觀影熱潮;最後再到2007年商業週刊引起社會軒然大波的「水蜜桃阿嬤」事件……

在短短數年間,個人題材可以躍上大銀幕,紀錄片突破了千萬票房,並開始引發商業剝削與否的爭議,這些可代表該年度紀錄片發展的大事件,實際上已是無法用過去的紀錄片傳統思維加以想像的。換句話說,這表示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已邁向舊思維無法解釋的「非常態時期」(如院線熱潮),緊接著要迎接的則是不斷挑戰舊思維的新變革與新刺激。但這並非壞事,而是一種典範遞換(paradigm shift)的循環,就好似「水蜜桃阿嬤」事件,迫使著我們必須回頭檢討過去紀錄片的作法和思維,以面對新的問題。

因此回過頭來看,2008年的台灣紀錄片正處於等待蛻變的時間點上,雖沒有足以代表整年度的事件或現象,但某些現象和環節仍值得深深探究。特別是在創作與映演之間,以及兩年一次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創作的能量

相較於過去幾年,2008年的紀錄片創作能量似乎有點衰退,少有特別突出的作品,但仍不乏精彩之作。林泰州曾於2007入圍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影展的《書包裡的秘密》,在形式上可說是較為特殊的一部。

影片分成三段,用重演的方式分別講述學生們的自傳故事─家庭、性啟蒙、升學壓力。影像上雖然重新搬演,但旁白卻以學生訪談錄音的自述為主,而且在每個短篇的最後,都讓主角微微露臉,回歸到訪談的真實現場。混搭紀錄與劇情,使得影片充滿真實與虛構的辯證,老師與學生間的權力關係也值得提問。但這些問題,最終都彷彿在學生真情的口白中,在自己早已經獨立走過傷痛的心情中,毫不為意且毫不留情地披露了現實教育環境的無能和無用。

而廖敬堯和沈可尚的《野球孩子》以花蓮某間國小的棒球隊為拍攝對象,用類似「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概念,在態度上刻意抽離,轉以旁觀者不介入的方式拍攝。固然在比賽時畫面上的字卡裡仍透露著自己的立場與期盼,但當彼此間距離拉遠之後,反而有助於讓人認清孩童球員之於體育環境的問題,並非只是一昧沉溺在感動與熱血之中。最終,縱然比賽已經結束,隨著影片結尾新球員的加入練習,不同孩子與棒球的不斷相遇成了片中極為精妙的隱喻。《野球孩子》的野心不只著重在當下,更放眼到未來。也為這類題材的影片,提供了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此片在台灣紀錄片雙年展中獲得了台灣獎。

過去以調查報告式紀錄片見長的蔡崇隆,則以《油症:與毒共存》奪下南方影展的首獎。這部影片重新追探1979年所爆發的「米糠油」事件,並循線找到當時誤食毒油的受害者,紀錄下他們三十年一路走來與毒共存的辛酸點滴。

這當然是部關於社會公義和環境災害的紀錄片。然而,有趣的是,影片卻刻意選用了同樣在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政治事件作為對比。經過時間的流篩,當時同是弱勢者的人們在現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油症:與毒共存》像把尖銳的利刃,在紀錄看不經意的受害者的生活中,暗暗諷刺著政治人物的利己假面,以及所謂民主精神的虛假謊言。

陳志和的《赤陽》講述的也是歷史下的悲劇。台灣在過去的日本殖民時期,有一群台灣人參加了日本軍隊,當時被歸化為日本籍。但二次戰後,卻因為戰時虐囚……等罪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可是這時,台灣已經光復了,這群台灣日本兵遂恢復了台灣人的身份,但仍必須服完刑期。

只是,過去付出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包括薪水及人權。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時代下,更有人被判絞死刑因此喪命,而從日本服刑完後回台灣的人更遇上了二二八事件,苦不堪言,還有人終老一生在日本打官司,希望能藉由法律途徑討回公義。人的命運因大時代而遷動,家國、身分、認同的印記在這些人身上不是被重複烙上,就是不知該烙在何處。

《赤陽》從那些逐漸凋零衰老的長者身上,抽絲剝繭的找出種種證據和史料,企圖還原歷史的過程,也因此成了一個與「權力」對話和抗爭的過程。做為一部紀錄片,《赤陽》為這段鮮少人知的歷史,留下了重要的紀錄和見證,也以行動為這些時代受害者做出了最大的禮讚和平反。

女性導演方面,許慧如延續著講述自己與父親生活關係的前作《雜菜記》,再次以父親和自己為題材,完成了《黑晝記》。這部影片紀錄了父親罹患癌症後,兩人彼此扶持陪伴的日子。在議題上,引人思考接受醫療的選擇性問題;在情感上,則藉由詩意的影像和深情旁白,在生與死的邊界,照見了父女間的綿密牽掛。《黑晝記》面對死亡、面對無助、面對深層的自我,展現了從容的勇氣與態度,是部難得的感人作品。


反噬的力量,從《飛行少年》談起

上述這些作品固然優秀,但若要說去年橫掃了各大影展獎項的紀錄片,當非黃嘉俊的《飛行少年》莫屬。這部紀錄片以花蓮「信望愛少年學園」學員(這群孩子有些遭遇家暴,失親失養,也有中輟觸法的觀護少年)單輪車環島一千公里的活動為題材,放映之後大獲好評,獲得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最佳觀眾票選,南方影展最佳觀眾票選,台灣紀錄片雙年展最佳觀眾票選,還有「公與義」影展的首獎五十萬。

當然,《飛行少年》毫無疑問是一部萬分勵志的影片。但更應該深思的是,要求孩童以單輪車環島的這項計畫,真的應該被接受嗎?大人們口口聲聲希望這些「非」行少年要「以成功經驗讓人生產生正面能量」,但為什麼這項成功經驗就必須是集體的騎單輪車環島呢?

《飛行少年》在題材上容易令人想起《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夢想無限》、《野球孩子》。這些影片的共同性就是捕捉投入者在追逐夢想或目標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加以編排剪接,而比賽本身就帶有某種戲劇性與正面性。

姑且不論從事運動的自發性問題,《飛行少年》裡的單輪車環島並不是比賽(與他人競爭)。嚴格說來,騎單輪車環島的舉動有種「非常態性」,也就是平常人並不會這麼做,總必須有一種集體效應或大家一起從事的吸引力,這項行動才有被接受的可能。在這當中,隱含著一種多數和少數權力之間的弔詭關係。從影片中,我們可以接二連三的看到孩子們一旦不想參與計畫,就會被不斷地威脅利誘,甚至是以人數和權力(位階)來壓迫不想合作的人,不斷地灌輸這將會是一個「成功經驗」。但誰能決定他人的成功經驗應該來自於何處呢?

當必須以「非常行為來證明自己」時,事實上反映的是,領導者對這群孩子的毫無信心和深度偏見,才會以規訓的方式表達愛,才會用貫徹意志的作法要求他人也要照著做。尊重的精神在多數和權力下消解了,大人們的執念卻要孩童來成就。

如果一個進步的社會或思維,應該是要讓那些曾犯過錯的人們,或是已經遠離了社會的人,能夠以最低的代價回到社會,並被社會大眾接納。那麼,當社會大多數人總是主張或認同著弱勢族群一定必須以極端的方式來表達些什麼時,其實在在反映著對弱勢者的藐視和偏見。

換句話說,《飛行少年》縱然辛苦地記錄了這段單輪車環島的創舉,但反而更因為刻意的紀錄和彰顯,更加鞏固和認同了這種奇怪的價值觀。紀錄片裡珍貴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煽情勵志之中被淹沒了,也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所有應被討論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在《星光傳奇》和《態度》以更明顯、更淺白的方式展現著。這兩部影片以及楊力州的《征服北極》是全年度唯三上映院線的台灣紀錄片,有趣的是,三片皆不約而同以「名人」作為影片主角。

《星光傳奇》記錄著台灣社會當紅的歌唱選秀節目「星光大道」,於是在某種程度上,影片其實涵蓋了過去台灣在某一時期的社會現象與流行文化。題材上不僅含括著時代意義與集體記憶,若能深探星光現象,《星光傳奇》對社會大眾可以說是意義非凡;《態度》是紀錄台灣啤酒籃球隊練球比賽乃至奪冠的過程;《征服北極》則是超級馬拉松選手林義傑去北極參賽的紀錄。

令人遺憾的是,《星光傳奇》只是打著「夢想」、「感動」的旗幟,並以「傳奇」為名,影片中的時序都只是隨著節目的進行而發展,偶爾穿插參賽者們的生活實錄和故事,不僅主角過多,焦點分散結構鬆散,毫無核心可言,更完全沒有探究節目本身以及對社會大眾影響的意圖;《態度》則如同片名一般,勉人要以「態度」激勵自我,只能說是一種幕後紀實;《征服北極》雖不至如此膚淺,但也未能提供較複雜的內容和想法,成了一部北極冒險的家庭娛樂片。

一向強調追探的懷疑精神、關懷弱勢、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的紀錄片,當鏡頭開始轉向社會上知名的人事物時,原本該有的主體性和獨立精神反有一種被對方「反噬」的跡象。也就是說,因為某些外在原因,使得這些紀錄片只能默默低下頭來,失去了懷疑批判的能力,沒有觀點,沒有靈魂。不但未能開啟事物更深層的面貌和深度,反而以一種不需要加以思索,只需要照作的「附庸」姿態,成了再次加深人們對事物既定印象(形象)的幫兇,影片淪為花絮側拍或附屬商品。

另一個類似的嚴重問題出現在朱詩倩的短篇紀錄片《親愛的,你好嗎?》,這是知名運動品牌NIKE出資拍攝的三段式電影「她。Just Do It.」中的第二段。影片將焦點鎖定在兩位女主角如何走出各自揮之不去的婚姻考驗與感情挫折當中,勉勵人活出新的自己。

但片中主角們的衣著、用品,甚至活動,都處處烙印著NIKE商標的痕跡。這種置入性行銷的手法放置在紀錄片中,好似變相地暗示觀眾使用這些產品就能獲得新的救贖。紀錄片的過份廣告化使得影片產生了一種難堪和變質的拍攝關係。

這些例子說明了紀錄片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可輕易地被加諸在任何事物上,也透露著各界對紀錄片貧乏的理解和想像。當合作關係或題材越來越複雜的同時,如何拿捏尺度卻不失去紀錄片本身的主體性和觀點,成了台灣紀錄片須面對的新問題。


影片之外,展演與其他

除了創作之外,2008年台灣紀錄片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已經邁入第十年(第六屆)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作為台灣最具國際性的影展,紀錄片雙年展在這十年間因為招標問題,團隊不斷替換,導致承辦者難以做出長遠的規劃,自然也無從建立起影展的文化與傳統。幸好,從2006年開始,終於不用再四處流浪,總算在台中國美館正式落腳了。

然而,雙年展所扛的重責大任,除了有系統的引介國外紀錄片,推廣台灣紀錄片外,更應該開拓觀眾們對紀錄片的想像,使之明白並理解紀錄片做為一種創作的各種可能,而非保守守舊地去篩選片單或訂定單元,紀錄片的開創性和前衛性是雙年展仍須努力的部分,策展人的眼光和對紀錄片的觀念於是更顯重要。

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紀錄片雙年展更長遠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市場展」和吸引投資者的「國際合作串連」,這將是對台灣紀錄片界非常重要的刺激。雙年展過去的混亂,使得台灣以往的優秀紀錄片只能散落四方,既沒有匯整成資料庫,也沒有長駐的單位推促台灣紀錄片與國際接軌。許多人至始至終認為紀錄片就是低成本的手工業,卻忽略了它也具備著成為一門產業的潛能。唯有這樣,紀錄片才有成為一門志業的資格,才能吸引更多有志者投入。這樣的遠景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紀錄片雙年展之所以存在的最大意義。

相較之下,台北電影節對競賽類徵件辦法的愚蠢改變,使得昔日象徵著最高榮譽的「百萬首獎」僅有劇情片有資格角逐,無疑狠狠地打擊了紀錄片的發展。

還好,CNEX基金會邁入第二年,以「痴人說夢」為主題舉辦影展,並徵選拍攝案進行補助;「新生一號出口」影展以每週固定放映和場場座談為號召,地方志影展也進入第四年了,評審的激辯過程都會以專刊出版……。種種跡象都透露著,民間單位顯然比官方更有心也更努力於紀錄片的推廣。

在論述方面,則有「紀工報」這份專業的紀錄片電子刊物,內容單元有導演的深度訪談、紀錄片小百科、電影評論、勞動研究、國際影展面面觀……等等,質量均優,對台灣紀錄片的發展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發行出版方面,除了公共電視之外,同喜文化、小導演大平台、遠流智慧藏公司也都開始相繼地投入了台灣紀錄片的DVD發行,為台灣紀錄片的發展默默地使著力。

從創作到映演,從論述到發行,一個紀錄片產業所應具備的各項環節正在悄悄成形,但若要讓雛形發育完整,仍需要更多的養份和時間,才能孕化為美麗的蝴蝶。2008年對台灣紀錄片來說,雖有個美好願景藍圖作為前提,不過仍有許多問題須待克服。以樂見其成和樂觀的態度來看,這毋寧是個轉戾點、蛻變期,也是等待蝴蝶能早日破蛹而出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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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為改後的版本,原文刊於「2009台灣電影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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